二、西晋灭亡之前，“勤王”旗帜进展过程
        在相比较为安定的凉州地区，匈奴五部为“兴邦复业”[20]而起兵之前，张轨自愿成为凉州刺史并被派遣。无论他是否是抱着割据的打算而请命的[21]，他一到凉州的治所姑臧就认识了凉州本地人民“怀念晋室”的舆论，为了安抚人心，只好打起“勤王”旗帜来“自全”、“自保”。凭借他们的支持，张轨不仅解决当时的“鲜卑反叛，寇盗从横”[22]的问题，而且打败了以若罗拔能为首的鲜卑叛乱而取得“斩拔能，俘十余万口”[23]的胜利，因此他的威严覆盖了整个“西州”、“河右”。
        依据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后的所作所为，以及在东羌校尉韩稚准备叛乱时的处理方式，和他临终时向诸子的嘱咐，使得对“勤王”的策略的看法，其要旨基本上被后人继续奉行。
        公元305年，太宰河间王司马颙任命张辅为秦州刺史，他一到秦州就想树立自己的权威，因而肆意杀了天水太守封尚。既而召唤陇西太守兼东羌校尉韩稚时，感到其危机的韩稚令他的儿子韩朴率领兵士攻击并诛杀了张辅。对于这样的事态，张轨接纳凉州司马杨胤所提出的“韩稚擅杀刺史，明公杖钺一方，不可不讨”[24]的谏言，准备讨伐韩稚。一方面令中督护汜瑗领兵讨伐韩稚，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方式对付韩稚。寄信给他说：“今王纲纷挠，牧守宜勠力勤王……古之行师，全国为上，卿若单马军门者，当与卿共平世难也”[25]，使之放弃图谋反乱。在西晋朝廷面临着内外的困境时，张轨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西晋地方官吏应一起协力复兴西晋王朝。
        张轨任职时，以“勤王”为原则进行了保护“晋室”的军事活动，在反晋而求自保的大环境下，这实是难能可贵的。公元303年，“河间、成都二王之难，遣兵三千，东赴京师”[26]；公元308年，“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濬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27]；“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28]；公元311年，“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29]；公元313年，“刘曜寇北地，轨又遣参军麹陶领三千人卫长安”[30]。
        讨伐叛乱势力获胜的张轨，作为一种对西晋朝廷表现的支持的感谢，“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31]。而且在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送信而传达京师经济困难的时候，他“献马五百匹、布三万匹”[32]，体现出“勤王”的意志。为了报答这样的对“晋室”不变的忠诚，怀帝加张轨“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33]。于是凉州张氏与西晋朝廷之间建立一种君臣和谐，上信下敬的新型关系，尽管其实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利用，但在当时乱世之中，王命衰微、各州自保自利的衰世之下，凉州独立特行，竭诚尽忠，无疑成了一种表率，因而西晋朝廷也不吝名号大加赐与。在封建的名教观念下，张轨作为西晋地方官吏打起“勤王”旗帜，赢得了民心，故后来洛阳被陷落时，与“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34]那样，为避免战乱，许多汉族士人携带家族来到凉州地区，投靠张轨集团，其势力日益强大。
        张轨总结其在位凉州刺史十三年间的生涯，遗令曰：“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善相安逊（张寔），以听朝旨”[35]。张轨死后，张寔继承了父业。公元315年，张冰得了玺，就献给张寔了。这时张寔说道：“是非人臣所得留”[36]，然后遣使并献给了愍帝。公元316年，西晋王朝面临灭亡之路，张寔令将军王该率领步骑五千救援长安，而“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37]。
        如上所述，素连、木津逐渐侵扰辽东，因此在“失业”的流民日益归附于慕容廆集团的情况下，鹰扬将军慕容翰（慕容廆之子）也向慕容廆提出了采取“勤王”的旗帜的策略。
        从上述的内容来看，慕容翰之所以要打起“勤王”旗帜，是像过去的君主一样只为了“成事业”、“从民望，成大业”，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中原离乱，州师不振”严峻的局势下，使慕容廆不仅可以代替无法抚慰辽东人民的西晋王朝，把这二部的罪恶宣告于天下，而且有理由讨伐其二部并安定辽东郡。如此有两方面好处：第一，向西晋王朝表明慕容廆的忠义并符合汉族士人及人民的民望，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第二，在辽东地区能确保自己的势力，甚至使政权基础更加巩固，并终于能在与围绕慕容廆的宇文部等其他诸部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能达成“霸王”之梦。慕容廆接受这个谋略后，就如同西晋的代理者一样，立即对素连、木津进行讨伐，不仅大破而斩之，而且并吞其二部群众。慕容廆下了决心把他们迁徙到棘城，同时把所获得的百姓三千余家以及从前归附于慕容廆的流民安置于辽东郡，因此辽东郡重新能存续了。
        东夷校尉封释死后，其子封悛、封抽是为进行他的葬礼往辽东郡走的，但之后因道路不通而无法回幽州去时，他们两个人决定留在慕容廆集团。后来他们分别成为慕容廆的参军、长史。事际上他们是看到，或者听说立于“勤王”旗帜的慕容廆的一系列行动，才以道路不通为借口留在慕容廆集团的。
        慕容廆没有接受王浚对他进行的“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38]的封拜。在“时诸流寓之士见廆草创，并怀去就”[39]的情况下，慕容廆对于因为“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40]离开王浚归附于自身的宁该、杜群、刘翔等人物，以及从别的地方归依的游邃、逄羡、宋奭、黄泓等，“举其英俊，随才授任”[41]。“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42]，但从裴开、裴嶷归附于慕容廆之间的讨论里，人们能了解其他的理由。当时裴开对将归附于慕容廆的裴嶷抱着怀疑的态度说到：段部强，慕容部弱，何必归附于慕容部！裴嶷回答道：“汝观诸段，岂有远略，且能待国士乎！慕容公修行仁义，有霸王之起，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43]。虽然段部的武力力量比慕容部强得很多，但因为没有“远略”，而没有看待“国土”，所以不能归附于它。相反，慕容廆根据“勤王”旗帜，自称为西晋的地方官吏，甚至在东北地区只他有“修行仁义”、“霸王之志”。如果归附于他，能出仕树志立功，还能保存自己的宗族。汉族人民尤其是汉族士人纷纷归附于慕容部，其原因与慕容廆所打起的“勤王”旗帜有关。他们不仅能获得归依于慕容部的名分，而且有象出仕于西晋一样，表现自己的才能。对慕容部而言，把他们当为“谋主”、“股肱”而首先能取得对周围诸部竞争的胜利，就可以从弱到强，从辽东地区发展到中原地区，然后最终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准备向中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