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设置郡县和修筑城池，以置流民。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以居贫民”。东汉建武十二年，匈奴入寇河东，“民或流散。后三年，吴汉、马武又徙雁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应”（注：后汉书·天文上，卷20〔M〕。）。灵帝末年，“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以处流民（注：晋书·地理志，卷14〔M〕。）。汉魏之际，扬州刺史刘馥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注：三国志·魏志·刘馥传，卷15〔M〕。）。恢复或新设郡县，以及在边地徙民设郡立县，修筑城池，不失为缓解矛盾，安置流民的一种有效途径。
        第四，发展生产，招抚流民。西汉宣帝时，胶东相王成“劳徕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注：汉书·宣帝纪，卷8〔M〕。）。东汉初立，丹阳太守李忠教化风俗，郡中“恳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注：后汉书·李忠传，卷51〔M〕。）。和帝永元中，鲁相汝郁，“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注：后汉书·贾逵传，卷66〔M〕。）。安帝永初间，樊准安抚冀州流民，“流人咸得苏息。还，拜巨鹿太守。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童恢在琅邪耕织种收，皆有条章，“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桓帝永寿中，第五种在高密“大储粮稸，勤励吏士，贼闻皆惮之，桴鼓不鸣，流民归者，岁中至数千家”（注：后汉书·第五伦传附种传，卷71[M].）。一些地方能吏和有眼光的官员，通过招抚流民，发展生产，对于安置流民，解决其生计和稳定社会，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汉政府对流民问题所采取的各种对策和措施，对消弥、缓解流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作用，但远未能完全消除流民问题。所以流民自身充满艰辛悲壮的生存自救及其去向，也是流民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其去向尚有以下几途：
        一是返回故乡。深受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熏陶的中国农民，因天灾人祸而被迫流亡四方，在强烈的家乡观念支配下，他们流往外乡只是暂避灾难，一旦故乡灾情减退，大部分流民便重返故里。如东汉末年，关中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而关东流民前往辽东，越海避难者“旬月而成邑”，及至“中国少安，客人皆还”（注：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卷11[M].），即是例证。政府的遣返和流民自愿返回故乡，重新成为国家编户，确是两汉流民基本的去向和主要归宿。
        二是死亡。迫不得已而踏上流民之途的农民，不论单门独户，还是成群结队，无不颠沛流离如惊弓之鸟，前途渺茫，生死难料。饥饿、疾病、劳累、战乱、劫掠、镇压，无一不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汉成帝时，流民“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王莽地皇三年，关东流民数十万入关中，“饥死者十七八”。东汉献帝初平四年，曹操追击陶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初三辅遭李榷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注：后汉书·陶谦传，卷103[M].）。汉末之乱，饥民“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山简曾感叹说：“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注：晋书·山涛传附简传，卷43〔M〕。），确非空言。百姓为避灾而流亡，是其求生的本能选择，但不少流民却求生不成反而死于非命。
        三是入边地。部分内地农民和边地百姓，不堪封建剥削和官吏豪强压迫，往往流入边地或少数民族地区。“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注：后汉书·东夷传，卷115〔M〕。）。西汉元帝时候应曾说：“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注：汉书·匈奴传，卷94〔M〕。）。东汉末年，并州汉族吏民亦有亡叛入匈奴部落者；金城百姓遭韩遂之乱，“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时中原避地辽东者甚多，鲜卑轲能“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注：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卷30〔M〕。）。曹魏初立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注：三国志·魏志·牵招传，卷26〔M〕。）。在灾害、战乱和暴政等特殊情况下，边地及少数民族居住区，也曾是流民流移选择的“乐土”。
        四是入城市。城市乃四方辐辏、经济发达之区，对流民自然具有吸引力。王莽之时，长安城中发生饥馑，市买官王业对王莽说：“皆流民也”（注：汉书·王莽传，卷99〔M〕。）。可见流民涌入都城，本欲摆脱困境，但仍难逃饥寒之苦。
        五是沦为官私奴婢。两汉社会有大量奴婢存在。汉武帝时，“府库空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注：（西汉）桓宽。盐铁论·复古〔M〕。）；而豪强大家冶铁煮盐，则“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为之。元帝时，“民众久困，连年流离，……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注：汉书·贾捐之传，卷64〔M〕。）。王莽天凤六年，有边民流入内郡而“为人奴婢者”。地皇二年秋，关东大饥，“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东汉安帝永初五年，陇右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注：后汉书·西羌传，卷117〔M〕。）。梁冀曾“或去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以上史料中所谓的民、庶人、良人，相当部分应是失去家园生计，在饥寒交迫中沦落挣扎的流民。
        六是被收为兵。东汉末年战乱之际，南阳、三辅百姓数万户流入益州，被刘焉“悉收为兵”，名曰“东州兵”（注：后汉书·刘焉传，卷105〔M〕。）。时关中亦有流民十余万户“流入荆州”。后关中稍安，大多返回故乡，因“无以自业”，被曹操所属“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当时军阀林立，竞相招兵自重，不少流民遂被各路军阀收罗入军。
        七是入居山林，相聚自保或参加农民起义。流民为摆脱封建剥削而有逃入山林者，为求安全，他们往往相聚自保。如武帝统治后期，流民四集，不少人“依山之险以自固”。但为统治者所不容，只好相聚反抗，揭竿起义，“阻山攻城”。王莽始建国三年，“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幽）州尤盛”；天凤六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至于绿林、赤眉起义，前者初为荆州流民群，后者则是山东琅邪一带的流民。东汉中后期数以百计的小股农民起义，多为流民之举，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也是以流民为基础而组织和发动的，司徒杨赐为分化镇压起义军，曾主张“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注：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卷84〔M〕。）。流亡相聚的流民，饱受剥削和流离之苦，走投无路，聚众反抗和参加、发动农民起义，是其必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