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忠君思想。忠君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核心。历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利用封建儒学宣扬忠君思想，并在礼制规范、封建律令等方面强化君臣尊卑、上下、等级关系，因此，忠君思想反映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是根深蒂固的，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容置疑。所有臣僚必须服从皇帝个人意志，这是臣僚的本分和天职。忠君思想，实际上是维系统治阶级内部君臣关系强有力的纽带，是保证和加强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思想工具之一。不仅要求所有臣僚忠于皇上，同时也要求普天之下的庶民百姓听命于皇上。否则，就是“乱臣”、“贼子”、“寇盗”，当在问斩、抄家、灭族之列。
    忠君思想，在廉吏、“清官”们的思想上表现尤为突出。他们以“致君尧舜”为己任，并以此作为正己律人的表率。忠君思想大致有三种不同表现形式：一是效命。即个人把封建的忠与孝看得高于一切。楚昭王时有个令尹，名叫石奢，个性刚强廉直。他到属县巡行途中，发现有人杀人，他前往追捕，原来凶手就是他父亲。他即不忍治父之罪，但又要忠于王法。他为了谋求忠孝两全，先放了他的父亲，后又投案自刎。死前他说：“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伏诛而死臣职也。”（22）包拯的门生张田评论包拯时说：“公上裨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蠹，……具心亦无他，止知忠于君而为得也。”（23）文天祥在青年时代任职于瑞州、宁国府，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忧解难，以后成为名相和忠义节烈之士。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在抗元斗争中，他的忠君保社稷思想十分突出。他奋起勤王，说：“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尤可保也。”当他被俘后，严词拒绝元世祖的劝降。他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他从容就义后，其妻欧阳氏收领尸体时，发现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从中可以看出孔孟仁义之道与封建忠君思想渊源关系。同时，又可以看出当国家、民族处于存亡之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忠君在客观上就成为抵御外侮、保卫社稷的旗帜；勤王往往成为号召举国上下，发动广大群众保卫故国家园，进行浴血奋战的重要手段，这种反抗一方面出于对旧朝故主的忠诚，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却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忠君效命思想在文天祥身上表现得甚为典型。二是谏诤。在封建王朝内部，有些朝臣，为了王朝的长治永安，希望皇帝能改变某些不利于巩固统治的举措，消除某些腐败现象，不顾个人安危，向皇上犯颜直谏，这是“清官”忠君思想的又一表现。唐代前期的统治者，由于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比较注意纳谏，因而谏臣辈出。著名的如魏征、姚崇、宋璟等人。尤以魏征为著，他任唐太宗宰相，匡辅李唐王朝，前后曾向唐太宗进谏二百多次。他直言谏诤，有时甚至触忤龙颜，引起太宗的盛怒，但他仍能神色镇定，从容陈辞。特别是有关“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一类的谏言，为比较开明的封建君主唐太宗所接受。魏征竭诚效忠，深受唐太宗的器重。魏征死后，唐太宗从魏征家中得到一表文。文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24）唐太宗阅后，十分赞赏，特命侍臣将此段短文写在笏板上要求大臣们学习魏征的谏诤精神。北宋范仲淹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屡向朝廷直言进谏，由于触犯了刘太后和奸相吕夷简等人，仕途艰危，几起几落，甚至险些贬死于岭南。他的诗友梅尧臣为了他的安危，寄《灵乌赋》一首相劝。范仲淹的回答却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种谏诤不止的精神，也正是他忠于赵宋王朝的体现。明代海瑞感到嘉靖皇帝“一意修真”，朝政腐败。他提出了切中时弊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表达了他衷心匡明室，冒死进谏的忠君思想。事先，他买好棺材，诀别妻子，准奋触忤当死。上疏后，果然触怒了嘉靖皇帝，被捕下狱。但他在狱中，得知嘉靖帝崩的消息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25）透过上述谏诤事迹，可以看出“清官”忠君思想的实质。三是招降和镇压农民起义。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存在，农民为了求生存所进行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清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办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但是，作为封建官吏，他们必然地受其阶级属性的局限，受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制约，受各种社会关系的掣肘，受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因此，他们不可能不“上顺公法”。“清官”也是“官”！作为整个封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只要还在这部机器上就不能不配合整个机器运转，并且，越是“清官”，他们的配合作用越积极，越有力。因此，每当劳动人民起来反抗或发动武装起义要打碎封建国家机器时，那些“清官”就会尽心竭力维护封建王朝，效忠皇上。他们或向朝廷献计献策，或率官军亲自镇压。例如，东汉末年一部分反对宦官而较为清廉的官吏，为了消弭人民的反抗，就向朝廷献计，主张采取“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颁宣法令，情在爱惠者”（26）的办法，亦即主张用更选官吏、安抚民众的手段来消弭人民的反抗。其中所说的“颁宣法令”实际就是强令人民的行动必须纳入封建王法的轨道。名士、侍御史张纲任广陵太守后，就招降了农民起义军首领张婴。包拯虽被誊为包青天，但他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上奏：“江淮、两浙、京东、河北累年以来，旱涝相继物价涌贵，民食艰阻，两浙路灾役尤甚，……凡盗贼若不即时诛灭，万一无赖之辈相应而起，胡可止焉，……应有盗贼，不以多少远近，并需捕捉净尽，免成后害，或少涉驰慢，并乞重行朝典。”（27）在奏议中所指的“无赖”、“盗贼”多指求生无路，被逼而反的饥民。对这些饥民，他要坚决镇压，捕捉罄尽。而对那些剿捕饥民“少涉驰慢”，行动不力的官吏，他还请示皇帝，重行朝典、严加惩处。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奉朝廷之命，也曾采取经济封锁、招安诱降和局部分化等软硬兼施的手段，镇压了杨么领导下的湖湘起义军。据《清史稿·循吏一》记载，清顺治年间，循吏白登明，授河南柘城知县，他认为时值“大兵之后，所在萑苻啸聚”，要求“擒诸盗魁按以法”。所谓“萑苻啸聚，则往往是人民抗暴聚众的地方。同时期的另一循吏汤家相，平时被誉为“洁己爱民”，以后“起授湖北漳县。县居万山中，寇盗窟穴，时出肆掠，戕官”。他就用计“擒其魁党马成、孙信辈，斩首数百级。”处于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交的林则徐，被誉为林青天。一方面他在鸦片战争中有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在他的晚年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后，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压拜上帝会。虽病死途中，但其尊奉君命，镇压农民起义的决心和态度却昭之于天下。以上数例，说明“清官”把维护封建王法，巩固封建统治，看得高于一切。对于农民起义丝毫也不宽容，他们或拿起屠刀，或设下圈套，务将“犯上作乱”者斩尽捕绝。以此来表示对皇上的忠心。这就是“清官”忠君思想的又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