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安民思想。有些论著中，极力赞扬“清官”的“爱民如子”精神，把它视为“清官”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爱民如子”--暂且不论能否真正做到--实际上是安民思想支配下的行为。“爱民”是为了“安民”，即为了“安抚民心。”而安抚民心又是为了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其终极目的仍是忠君。安民思想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举起要者，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关心民瘼，发展生产。战国时，魏国西门豹曾与李悝、吴起协助魏文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他任邺令时，能深入民间，约见当地父老，了解民间疾苦，戳穿了地方酷吏、豪绅以及巫祝借“河伯娶妇”残害人民的骗局，打击了地方上的邪恶势力，为邺地人民除了大害。此后，他又积极兴修水利，主治漳水，开渠十二条，引漳灌邺，使受益农田提高产量四倍多。关于此，《史记·滑稽列传》中有生动的记述。另据《汉书》的《儿宽传》和《沟洫志》记载：汉武帝时，左内史儿宽，平素生活清俭，“衣若僮仆”、“食若庸夫。”在自己辖区内，“劝农业，缓刑罚，卑体上下”，他还兴修水利，组织百姓穿凿六辅渠，“开沟渎畜陂泽”，使境内农业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后汉书·循吏传》中还记载有东汉张掖太守第五访的事迹：遇“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弊。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由是一郡得全。”隋文帝时，道州刺史公孙景曾用自己的全部俸禄购买牛犊、鸡、猪等，分别送给孤寡力薄之人，进行抚恤。唐代经安史之乱以后，人不堪命，社会危者加深，理财家刘晏任户部侍郎，充领诸使时，他谨察州县灾害，蠲除赈救，不使百姓流死离亡。宋代包拯为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向朝廷提出了“薄赋役，宽力役，救荒馑，三者不失”（28）的主张。皇祜二年（1050年），他向皇帝上奏《请罢天下科率》，免除常赋以外的一切临时加派；又四次上疏朝廷，请求免去江淮、两浙百姓特别是“其第三等已下”和客户的支科和折变。据《元史·良吏传》记载：元朝卫辉路总管刘秉直“平徭役，兴教化，敦四民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独。”“岁大饥，人相食，死者过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馁者食之，病者与药，死者与棺以葬。”明代海瑞曾说：“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己，仕之所由来也。”（29）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任应天巡抚后，针对江南严重的水灾和粮荒等民生问题，积极展开紧张的治水和救灾工作，采取以工贷赈的办法疏吴淞江、治白茆河。明宣德年间，张宗琏“谪常州同知。朝遣御史李立理江南军籍，檄宗琏自随。立受黠军词，多逮平民实伍，宗琏数争之。立怒，宗琏辄卧地乞杖，曰：‘请代百姓死’免诛累甚众。”（30）清顺治年间，白登明授河南柘城知县，“悯遣黎荒残，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设条以劝耕读。”以后“擢江南太仓知州。厘赋税，除耗羡，雪诸冤狱，访察利弊，所谪发辄中。”（31）上述诸例，说明“清官”比较面对现实，为了安定民心，在一定程度上关心和解决民间某些疾苦，注意发展生产，减免赋役。这是他们赢得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刚正不阿，搏击豪强。东汉董宣任洛阳令时，勇于同有权势的湖阳公主进行斗争，《后汉书·酷吏传》中说他“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该《酷吏传》中还记载有光武帝时李章任阳平令的情况：“时赵、魏豪强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李章用计设宴剑斩赵纲，由是“吏人遂安”。梁武帝时，几经起落的廉吏何远，在其仕途中始终保持刚正不阿的廉洁之风，他“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32）包拯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在《乞不用赃吏》疏中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力主“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以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他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如他任监御史时，对江西路转运使王逵的巧立名目，刮剥广大百姓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斗争。包拯七次上奏朝廷，参劾王逵，终于罢了他的官。包拯还与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进行了斗争。包拯认为张可久身居要职，以权谋私，贩卖国家禁运的私盐，这是巧图财利，冒犯禁宪的不法行为，应当从严处理，把他发配到远方监管，以观后效。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33）他对皇亲贵戚不徇私情，表现了刚正不阿的气概。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作恶多端，还想夺取执掌全国财政赋税大权的三司使这一要职。包拯不畏权贵，坚决反对，多次上疏弹劾张尧佐，甚至顶撞宋仁宗，争得面红耳赤、音吐愤激，唾溅帝面，终于使张尧佐的图谋未能得逞。所以有人评价包拯“任刚肆直、虽鼎镬在前，植若自守。”（34）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说：“弱不为扶，强不为抑，安在其为民父母哉！”（35）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宋丹其门，闻瑞至，黝之。……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者，率夺还之。……下令飙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36）清代张沐授直隶内黄知县时，“县苦赋役不均，沐令田主自首，不丈而清。”（37）清代施世纶，“当官聪强果决，摧抑豪猾，禁戢吏胥。所至有惠政，民号曰‘青天’。在江宁以忧归，民乞留者逾万。既不得请，人出一钱建两亭府署前，号一文亭。”（38）上述诸例，说明“清官”既有刚正不阿，搏击豪强的一面，这是他们赢得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有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秩序，维护建封王法的一面，这是他们取信于君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力主公道，平反冤狱。“清官”在处理各种复杂的案件中，比较认真负责，进行调查研究，尽可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从而使疑案明断，冤狱昭雪，扶正除奸，为民申张正义。汉文帝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惊动文帝“乘舆马惊”案件中，与文帝意见相悖。释之坚持“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39）这段话，包含了反对以权代法，力主公道，取信于民的深刻含意。北齐时曾任南清河太守等职的苏琼，审理案件时“推察务在公平，得雪者甚众，……迁三公郎中。赵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频告谋反，前后皆付琼推捡，事多申雪。”（40）“京师为之语曰：‘断决无疑苏珍之（苏琼字）。’”（41）由于苏琼办案，注重调查和证据，使不少冤案、错案得到昭雪。隋大业末，韦仁寿为蜀郡司法书佐，“断狱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韦君所断，死而无恨。’”（42）元朝观音奴，任归德知府时，“廉明刚断，发{K1B401.jpg}如神。民有衔冤不直者，虽数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诉，观音奴立为剖决，旬日悉清。”（43）海瑞任淳安知县应天巡抚期间，审理案件十分慎重。他在审理淳安胡胜祖、桐庐徐继、建德吴吉祥、遂安吴万四大疑案中，分析案情细致周密，对法医验尸技术也颇为了解。在复审中，对原案的判决，发现不实之处，该翻案的就翻案；对百姓的生命甚为关切，总是“以罪疑惟轻之义推之，……缘事于人命，卑职识见卑浅，未敢擅便。”（44）故能做到不妄下决断，不擅杀无辜。由此可见，“清官”那种重视调查研究，弄清是非曲直，比较实事求是的断案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既赢得了民心，又维护了封建法纪。上述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致反映了“清官”安民思想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