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式层：普遍与特殊之于历史认识与历史表现
    在前文引用的康德那句话中，我们可以判断，康德认为历史学中有一种代表其本质的方法，这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它能够从个别主体看来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揭示出那合乎规律的进程；或者说，这种认识的方法可以从“特殊的（特殊）历史事实”中看出“普遍的普遍历史”。当我们作为个体面对现实中的杂乱无章而用某种方法才能够揭示出某种进程或规律时，那方法在此过程中就具有了优先性。18世纪末，康德为历史认识论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之后，19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者给予历史学方法以更具体的解释。
    自18世纪以来，分辨自然与历史或文化或精神便成了德意志思想家的主要问题，到19世纪末，它在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那里获得了方法论上的说明。
    文德尔班指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至少在方法论上有明显的差异，他认为自然科学用的是“规范化”方法，历史科学用的是“表意化”方法。通常认为，文德尔班的“规范化”方法意在给予自然现象一致性解释，是一种寻求普遍的方法，有了这种方法，我们才获得普遍的内容。这是认识优先于本体的表现。同样，“表意化”方法则是促成读者的领悟，是一种追求多元理解和呈现特殊事物的方法。不过，此处仍留下了问题，“规范化”和“表意化”作为方法本身，是否都在充当一种普遍的方法，意图呈现普遍的事物或特殊的事物呢？它们是不是只代表着，由于思想家先行具有了有关“内容”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观念，因而采用了针对这些不同内容领域的“规范化”或“表意化”的“普遍的”方法呢？
    文德尔班指出，李凯尔特“开辟出一条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科学的逻辑形式的道路”⑤。毫无疑问，有关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李凯尔特无疑是在形式的层面讨论最多、也最为深入的哲学家之一。他曾大谈自然与历史、自然的规律与精神的自由之间的差异⑥，认为自然科学的任务和目的是要概括出反复性的、普遍的和整体的东西，历史科学则要表述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与目的，决定了它们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自然科学采用普遍化的方法，而历史科学采用个别化的方法。他指出：“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⑦于是，追求普遍性内容就需要一套普遍化方法，而追求个别性、特殊性内容，就需要一套个别化、特殊化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方法，通过它所呈现的就是具有什么样本质的内容。
    在李凯尔特说明历史学采用个别性或特殊性方法时，他曾举过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实例来衬托说明历史学的个别性方法。其结论是，与心理学和生理学相比，历史学从日常生活中采用的与这两个学科相关联的普遍性概念既不精确也不确定，但心理学和生理学在科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历史学叙述自己的对象的个别性和特殊性这一目的而言，至少在他的那个时代，即在兰普雷希特带来了历史理解的负面影响的情形下，并没有多少意义；历史学有自己的一套先于科学的关于普遍概念的知识来实现它的目的⑧。李凯尔特正是由此截然分离了自然与历史，而赋予历史以个别性和特殊性的特征。
    在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这里，关于方法有了普遍性和个别性、特殊性的两分，这是形式层面的两分，它们或者加强，或者决定了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二分。如果确实像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论述的那样，普遍性方法和特殊性方法之间的差异能够如此重要地影响到内容的普遍性或特殊性，那么，在“普遍性方法”和“特殊性方法”这样的短语中，“方法”充当了其中的内容部分，而“普遍性”和“特殊性”充当了逻辑形式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按照对于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分析的逻辑，来对作为“形式之内容”的“方法”本身做进一步的推导。
    在任何一种历史作品中，我们都会用到文字、图像或符号，我们在用语言表述它时，也常常会涉及比喻或类比。我们曾经为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伤透脑筋，其焦点就在于历史学是否严格地按照逻辑提供规范性和可检验的解释、是否运用修辞性语言并借助想象的帮助传达信息、是否志在复原真相并树立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标尺、是否意图激励受众而生成可资借鉴的普遍意义，等等。当我们个人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出发，面对康德所说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时，方法显然是进行整理的工具，藉此帮助我们生成历史，同时构成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文德尔班的“规范化”和“表意化”的方法与李凯尔特的“普遍化”和“个别化、特殊化”方法，所有这些都是概念和抽象，它们最初被人们掌握或者被领悟时，都会有其最具体的方式。然而，我们在此遇到了困难，即对于普遍化和个别化的描述，都不得不使用语言，而语言本身是由概念构成，概念已然表现出它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所以，除非我们同时在一个行为的世界和一个思想的世界之中去理解历史，否则，我们无法在语言和逻辑的层面清晰表达个别化和特殊化的方法。这样，我们需要将这两个世界综合在一个认识体系之中，这是可能的，因为思想的每一次外显，不管是被说、被写还是被实践，都是一种行为；而每一个行为，一旦经由语言获得表达，都会获得某种目的和意义，有了进入思想领域的渠道。
    在这个认识体系中，我们假设存在着两极，纯行为和纯思想。前者代表那未经观念引导和描述的行为，未沾有任何普遍性的气息，后者代表未经表现的对于世界的领会、体验和自觉。我们在认识的领域假设纯行为和纯思想，是因为在这两极之间的任何一种判断、确证、理解、领会、觉悟、阐释、叙述、表现，既呈现为行为，也融合有思想，它们都是行为和思想在不同程度上的组合。据此，我们认为在历史中采用的方法如直观、类比、归纳、演绎等，它们才是构成普遍性和个别性或特殊性方法的基本要素。
    就认识作为行为之属而言，人类世界的每一次认识都与时间、空间和个体相关，是特殊的和具体的，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认识，即个别的、特殊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存在着人类普遍具有的认识方式、方法，例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中所内涵的依托于“心”与“理”而存在的普遍性认识理论，即一种超越时间和族群的认识理论，我们便称之为一般的或普遍的认识论。李凯尔特正是在这种认知下谈论心理学，他坚持这是一门运用普遍化方法的学科，可以成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但不具有奠基性意义⑨。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心理学的任何结论，它依托的实验数据都不得不从具有历史性特征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并借助于同样有着历史性意蕴的语言表达，那么，李凯尔特所理解的心理学具有的普遍性，就会被大大地削弱了。
    不论我们表达何种认识和方法，普遍的或个别的、特殊的，我们都在使用语言，因而有关认识方法的教授、传播都受到了语言的诱导。语言中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20世纪欧陆语言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讨论中一直受到格外的关注和证明，而语言中诗性的存在，同样可以得到种种“逻辑的证明”。对于“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证明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表述都借助语言，但它们却被用来提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法。
    直觉与顿悟有一个至简的领会过程，但要将这一过程用科学和逻辑的方式表达清楚，就需要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介入，甚至还不够，那会是一个至繁的过程。直觉和顿悟是一种个别化和特殊化的方法，如果我们再为它们增加一个由具体的时间、空间、个人生命构成的历史性的因素，如慧能在他那个特定时空中具有的一个直觉或顿悟，那么，这个认识就是特殊的特殊。
    时间、空间是一种形式的形式，它们与个人生命的结合便构成了与人相关的任何事物的历史性因素。一方面，历史性是用来疏离普遍性的方式，它令一切方法的使用获得个别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直觉和顿悟则因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成其为个别化和特殊化方法。由此，历史性与直觉或顿悟的结合便构成了历史认识上的那个特殊的特殊，它在存在论和认识逻辑的根基处找到了契合的生长点。
    在认识的领域，历史性和直观、顿悟若是以个别性或特殊性为其属性的话，那么，非历史性因其对于时、空、个体生命存在的忽略或“超越”、理性和逻辑因其设定认识基点之后可以通过语言和符号得以严格演算和推理，它们便以普遍性为其属性。特殊不在普遍之中，而是在普遍之外，这样历史性与非历史性也就构成了一个全类。于是，我们可以演化出如下表格：
    

    其中，历史直观是不可言说的此在领会，它在语言之外，还可包含以具体时、空和个人为前提的所有领悟、想象、隐喻和类比；非历史的理性则是纯粹理性与逻辑，它设定自身在时间之外，隔绝了一切历史性和具体性，可以无视时、空和个人存在。前者只能作为个别性和特殊性存在，后者则努力充当普遍性存在，以便进行更迅速的复制来规范更广泛的现象。它们构成了在形式层关于历史之普遍性与特殊性讨论的两极，可以分布在普遍性与个别性、特殊性之于历史认识和历史表现的连续统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