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无法证明历史直观和非历史的理性的存在。对于前者，它以个人的自明性为特征，因其不涉及他者而与普遍性意义无涉；对于后者，由于所有的证明都必定是通过个人来实施，与个人相关，它既然在时间之中，又如何可能证得存在于时间之外的理性形式呢？除非人们将非历史的理性作为一个理论假设而令其存在，这样，它和历史直观就充当了从普遍到特殊的连续统的两端，它们分别是方法论领域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个极限，而两端之间恰恰属于历史理性的范围。或许，我们会遇到某些诗人或强调直观的哲人，他们满以为自己的思维是非历史的直观，可以进入超越时空的领域。例如，当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时，那是因为诗以其直观有助于表现普遍的事，这种普遍之为普遍，是因为它是非历史的，而其直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不可能得到历史的理解。由此可以判断，亚里士多德概念中的诗，常常就被人们领会为一种采用了非历史的直观方法的作品。
    严格来说，在思想界，非历史的直观与非历史的理性之所以被视为存在，往往是因为对历史性的领悟和理解受到限制，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首要的思想就是要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当然，在缺少历史理性的状态下把非历史的直观与非历史的理性视为客观的和现实的“方法论”，会在现实中产生有效的力量。因为当作者和读者都共用一种以非历史性为原则的方法论系统时，这种非历史的方法论就可以简单地进行复制并在实践中发挥它的一致性力量，以同一革除差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系谱学方法，便是针对这种虚妄和自以为是的揭露，而为了避免自我陷入这种被批判的境地，他们不得不以反讽来化解阐释中的内在张力。
    由此，在形式层面的探讨中，只有历史理性这种特殊的普遍才具有真正历史的力量。因为它是历史的，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人们不至于膜拜理性⑩而对特殊和差异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进而，它作为具有历史性的理性，经由它构成的历史叙事更易于否弃历史决定论，不会将历史变成一种不可摆脱的负担或运作强制性权力的工具与说辞；因为它是理性的，我们才能够借助历史建构起一个交流与实践的平台，并在其上进行合作、达成共识，追求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11）。
    以往，不少人认为历史代表着特殊性，理性则代表了普遍性，从而认为历史理性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如今，我们可以将这种“矛盾”视为对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的一种理解，它可以充当一种动态平衡的表征：人们携带着自我的个体性历史，一次一次地从个别性/特殊性再出发，迈上追求普遍性的道路，他们游走在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认可，努力将个人意义升华为普遍意义，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对于历史中的特殊与普遍的探讨，也将由此呈现为在一个不可回归的起点和一个遥不可及的终点之间的往返运动。设定起点和终点便是一种界定，它界定的是整个人文世界。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历史意识与现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兴起”（项目号：09JJD77001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我们当然还可以细节化到一个更小的行为，但就我将要说明的问题，对读者而言，继续细化似无必要。
    ②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在此，克里斯蒂安综合了自然史和人类史构成大历史观。
    ③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
    ④通常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习惯将“特殊的历史事实”直接称为“历史事实”。而将“普遍的历史事实”称为“普遍历史”或“历史哲学”、“世界历史”、“总体史”、“全球史”、“大历史”等，表格中采用括号之外的惯常形式。
    ⑤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0页。
    ⑥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涂纪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⑦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58页。
    ⑧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66～69页。
    ⑨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69页。
    ⑩即逻辑上的严密性、完整性和纯粹的普遍性。人们对普遍和完美的追求，在逻辑上体现为对全类的严谨推理，在审美上体现为一种体验完满之后的愉悦。我们或许可以对此提供一种心理学的说明，但心理学的说明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身陷其中呢？
    （11）李凯尔特说：“艺术不是从概念上而是直觉地（如果可能的话）把握心灵生活，以便借助于一种与科学方法全然不同的方法把心灵生活提升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域。”（参见《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69页）这种从特殊通向普遍不只是艺术的追求，也是任何精神生活的追求，历史学实践也不例外。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