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希罗多德广阔的历史视野，使《历史》成为了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这种视野开阔、具有通史特点的着作，在当时来说确属首创。故绍特威尔认为：“希罗多德将地理史记及考订学与史学相联系。于是历史学开始在艺术与科学中占有一独立地位。”（注：绍特威尔《史学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纽约1930年，176页。）（二）希罗多德独树一帜，充分注意事件发生的历史性，比较客观公正地叙述历史事实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记载的事实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希罗多德在当时独树一帜，已充分注意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性，并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载。他游历四方，本着“有闻必录”的原则，悉心搜集原始素材。他说：“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525页。 ）说明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会这样表示：“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但是希腊人的说法却不同”。或者他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希罗多德的这种历史叙述态度表明，作为历史学家，他对自己的文字是负责的，他认识到同一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在不能确定时，就将他们都记下来，不对它们妄加评判，不强求读者接受某种指定的解释，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空间，让他们去判断、选择。而在他自己看来，本人的判断也不过是诸多判断中的一种，对读者而言，只有参考价值。希罗多德的这种记事风格，显示了他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也说明他是一位态度严肃的学者。其结果是把许多在当时人或他本人都视为不可信但实际正确的传说保留下来，对我们今日的研究颇有益处。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不仅证实了他学识渊博，而且说明他所提供的资料，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我们不能同意某些古典作家对他的过于苛严的评价，甚至称他为“谎言之父”，这是不合事实的。
    希罗多德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对各种文化不抱偏见。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深信，他们自己的习俗比其他民族的习俗要好得多。”（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8页。）希罗多德拥护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崇拜雅典，崇拜伯利克里。从《历史》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亲雅典的倾向。希罗多德说，从远古的时候起，希腊人便以较大智慧和远非愚蠢简单而有别于异邦人，而雅典人在希腊人中又素称是最聪明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85页。）。他竭力颂扬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作用， 指出：“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684页。）但是， 希罗多德作为一个历史家，他比起之前或同时代的作家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叙述历史事实。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虽然竭力颂扬雅典抵抗波斯的勇气，但同时对雅典的对手斯巴达在战争中的贡献也予以充分肯定。他生动地记录了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阻击波斯大军的业绩：“他们大多数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使用刀来杀波斯人。在这次苦战中，英勇奋战的列奥尼达倒下去了，和他一起倒下去的还有其他知名的斯巴达人。由于他们的杰出的德行功勋，我打听了他们的名字，此外我还打听了所有他们三百人的名字。”（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720页。）希罗多德虽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他不是一个“泛希腊主义者”。他“尽一切可能排除偏见，希腊人蔑视外国人，希腊语把外国人叫做野蛮人，但是希罗多德不受它的影响”（注：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37页。 ）。他抛弃了民族偏见，对“异邦蛮人”没有成见，他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把异邦人的地理民情、风俗历史一样记载下来。希罗多德一方面惊叹埃及大金字塔的宏伟壮观，另一方面如实地揭露和批判了帝王的专制残暴，指出在埃及法老齐阿普斯和哈佛拉当政的时候，“人民却大倒真霉了”（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32页。），“人民想起这两个国王时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他们很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而是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金字塔”（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33页。）。 希罗多德谴责波斯人入侵希腊的不义之举，但他并不否认波斯人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他欣赏波斯人教育孩子的方法，“他们教给他们的儿子的只有三种事：骑马、射箭和说老实话”（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36 页。），因此“还没有人曾经杀死过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37页。）； 国王不能由于某人只犯了一次罪而把人处以死刑，只有在罪大于功，屡教不改时才处死（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37页。）， “他们决不向河里小便、吐唾沫或是在河里洗手，也不容许任何别人这样做”（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37页。）。 并称波斯人的统治曾一度给伊奥尼亚人“带来了和平的生活”，“对伊奥尼亚人十分有利”等等。希罗多德不仅肯定和赞扬东方国家中美好的东西，而且注意到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希腊人与异邦人（非希腊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准确（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76页。）； 希腊的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585页。）； 梭伦规定每一个雅典公民每年要到他的地方酋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的立法是从埃及学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55页。）；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最早见于东方古国波斯人的一次关于政治制度的辩论中，它是一个名叫欧塔涅斯的波斯人最先提出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98页。）； 希腊人驾驶四马战车的方法“是从利比亚人那里学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505页。）。 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丈量土地的方法、某些习俗和法律，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了日晷以及一日之分为十二部分，等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希腊人对外来事物的开放精神和学习态度，有助于说明古希腊文化高度繁荣昌盛的原因。
    希罗多德能如此比较公正平等地看待非希腊民族，对其优点和成就肯定并加以颂扬，他的这种力求客观、准确再现历史的求实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道的。仅此而言，希罗多德也远远将他同时代的作家抛在了后面。
    （三）希罗多德重视历史考证和史料真伪的辨别，开西方历史批判的先河希罗多德已注意到了考证史料的真伪，比较各家记载的异同，从中剔除其讹伪的成份，从而首开了西方历史批判之先河。希罗多德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但并未全部采用，他较多地依靠直观认识辨别真伪，“他们所谈的关于他们国家的事情，在我看来完全是入情入理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11页。）。 他常常指出：“至于我本人，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472页。）他认为：“希腊人谈过许多没有适当根据的话。”（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96页。）比如：关于长着山羊腿的人的故事（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441页。）， 关于国王把女儿安置在妓馆内卖淫的故事（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30页。）等等， 是不可置信的。希罗多德对埃及风俗和文化起源于希腊的说法表示异议，“我还不能同意，这些风俗习惯或任何其他的事物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99页。），认为希腊人对尼罗河的一些现象的解释“没有根据”，“荒唐无稽”，“他的理由是以虚无缥缈的神话为依据的，因此完全没有反驳的必要”（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83-285页。）。他还驳斥了希腊人关于埃及人用人作牺牲的说法，“埃及人除去限于清净的豚、牡牛和牡牛犊以及鹅之外，甚至连家畜都不用做牺牲的，怎么还能相信他们用人来作牺牲呢”（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97页。）。 他还批驳了埃及人把冈比西斯说成是埃及国王的外孙的说法，指出“他们这样歪曲史实是为了和居鲁士家族攀亲”（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59页。）。
    除了直观的认识外，希罗多德也常常通过实地考察辨别史料的真伪。例如，他为了核实一下埃及祭司们所讲的历史掌故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专程前往黑列欧波里斯。他说：“我在孟斐斯和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些祭司谈话时，还听到各式各样的许多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所讲的话相符合。 ”（注：希罗多德《历史》， 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10页。）为了考察腓尼基一座神殿的详情， 专程奔赴推罗城。正是希罗多德这种躬身实践的精神，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希罗多德这种注重实践的精神，为西方古典史家纷纷效法，并发展成为后世西方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史学研究中，这种“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17页。 ）的精神至今仍是值得借鉴的。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希罗多德这种刻意求真的精神，他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任务的是希罗陀德（希罗多德）”（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678页。）。
    当然，希罗多德的历史批判法还是初步的，不过，“希罗多德对于史料可以说是毫无批判地一概接受”（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译者序言”，26页。）的结论却是不能成立的。希罗多德对待史料仍不乏审慎精神，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注：汉默顿编《西方名着提要》，何宁、赖元晋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2页。）。 柯林武德就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注：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28页。），“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注：J.W.汤普森《历史着作史》。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8页。）。事实也确实如此，希罗多德在编纂《历史》时，尽量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记录。如史诗、碑铭、档案以及他人的作品。此外还加上“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他已注意到了考订史料之真伪，并最先采用了历史批判方法，从而使历史学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希罗多德“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首创了史学”（注：J.B.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纽约1950年，48页。），“为希腊史学奠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注：吴于廑关于修昔底德《伯里奔尼撒战争史选》“前言”，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9页。）。而且， 希罗多德的这种历史批判精神为他的后继者修昔底德继承并发展，成为古希腊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不仅为古罗马史学家效法，而且也为日后严肃的西方史学家发扬光大。
    （四）有述有作，行文直率，并注意把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希罗多德是一位明朗的有话必说的历史家。他经常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记述，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和见解，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论。每当他发表意见时都申明说：“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喜欢这个见解的。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683页。 ）他认为国家的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是有轨迹可寻的。象克洛苏斯、大流土、薛西斯那样骄横不可一世的专制帝王，都如过眼烟云，最后兵败身死，为天下笑。而那些在历史上多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则遗爱在民，永为后世所景仰。希罗多德在自己的着作中满腔热情地歌颂民主自由，他认为雅典之所以能够击败波斯帝国，主要就是因为雅典的公民享有民主和自由。他说：“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545页。 ）他指出：“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98页。）在《历史》这部着作中， 许多至理名言至今仍为世人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