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蒋介石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改组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单位--行政院。有人把改组后的行政院“称之为‘行动内阁’，因为它吸收许多经验丰富而干练的人才”（注：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不但有对经济事务娴熟的专家，如吴鼎昌、张嘉璈等，而且还有学术界的权威，如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丁文江、何廉等。这样一批学者从政，大大增加了行政院的知识层次与专业水准。《大公报》曾于1935年7月向政府建议，建立一个集中专门人才而不是一党专权的责任内阁式的行政院。（注：详见《应付国难与政治改造》，1935年7月4日《大公报》，“社评”。）这些人物的出仕，《大公报》的舆论推动也是功不可没的。这次变动的是政务官，文官制中的事务官大抵继续任事，不受影响，《大公报》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从安定时局角度看，虽有一定益处，但“多年以来，中央各机关效率不良，毋可为讳饰”（注：《中央政务宜全局整顿》，1936年1月10日《大公报》，“社评”。）。新的行政院刚开始工作，该报就进言：“国人今日所责于当局者，决不在消极的维持现状，而在积极的彻底整顿。”并就效率提出三项要求：（1）行政院要就全局的利害，制订整个的政策，以政府统一力量，发挥最高行政效能。政府应为一有机体，政治本属有贯串的活动。中国政治机能，极不完全，政策行动多有矛盾，“因此只有局部的眼光，而不会全局综合的打算。如交通机关但知提高运费，而不知农工生产。又如财政官署，但知增加税收，而不知民力不支，使工商破产，其结果直等于杀鸡求卵，残民自杀。”行政院要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及运作机能不良的流弊，分别轻重缓急，分工合作。（2）政务应简单化、高效化，为此要裁减合并一些经济建设机关，分别职权范围，以专责成，以免浪费国帑，多占人才。（3）改变人浮于事的怠惰官风，刷新人事行政，实行文官考核制，“使政界净化”。（注：《中央政务宜全局整顿》，1936年1月10日《大公报》，“社评”。）
        如何“使政界净化”，贪污绝迹？《大公报》认为应完善政府的监察制度，而当时中国的监察院就像一家报馆，多说了一些话，就会闹出乱子。国民党以清除贪污、澄清吏治为急需，至今未能实现的原因，就是因为监察制度不完备。现在形式上监察院虽独立成一机关，而职权上仍攀藤挂葛，附属于各政院，“应把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和行政法院，都归监察院管辖。监察院有直接裁判惩戒诸权而不背五权独立的真义，同时贪污知所畏儆，政治可望澄清。”（注：《如何澄清贪污？》，1936年4月3日《大公报》。）
        总之，进入经济建设的实质阶段，现代行政制度至关重要。《大公报》始终抓住这一关键环节不放，力图影响政府的决策，监督政府施政，使经济建设少走弯路。《大公报》后来也肯定国民党政府进入救亡建国时期以后的成绩，指出“数月以来，中枢刷新，成绩良好，政府信用，已增高不少”。（注：《救国根本在政治》，1936年7月28日《大公报》，“社评”。）
        第二，恢复《科学副刊》，鼓吹科技兴国。
        《大公报》认为，“经济建设为国本与民命所关，其事多须科学解决，故调查试验，皆须精密之智识与才能”（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1936年6月5日《大公报》，“社评”。）。奖进科学，才能发展经济。为此，《大公报》于1936年7月11日恢复了一年前停刊的《科学副刊》。其《发刊旨趣》称，他们对于提倡科学“素具热诚”，这次重新刊行《科学副刊》的主要目的，“在灌输科学知识于一般民众，因势利导，俾养成崇好科学之心理，于潜移默化中，增进国人之科学修养”。他们主办的这个副刊是为全民着想，“非为专家而设”，所以编辑取材，以适合一般读者为准。（注：《发刊旨趣》，1936年7月11日《大公报》。）
        1936年8月17日，全国七科学团体联合会在北平召开年会，《大公报》连续4天出特刊，每天以整版的篇幅介绍这届年会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国科学发展的概况和成果。著名科学家曾昭抡在特刊《发刊词》中介绍道：“从‘九一八’以后的五年来，中国的科学界，无疑的有了很大进展。”“至少在一部分重要的科学上，我们这几年的成就，已经超过若干海外的国家。这一点是国际科学界不吝赞同的……我们科学界的同人，现在很自信，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我们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注：《发刊词》，1936年8月17日《大公报》。）这个特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的向往。
        《大公报》设专栏，出专刊，目的是为提倡科学营造气氛。1936年9月是《大公报》续刊10周年，报馆决定扩大纪念规模，为读者献上一份厚礼。胡政之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奖金之成例，提出设立一种“科学奖金”，由报馆拿出3000元，2000元充科学奖金，1000元充文艺奖金。《大公报》表达心意说：“现代报业，除刊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助手。同人审知此义，然限于人力财力，未能有所发扬。此次举办科学奖金与文学奖金，仅表纪念之微意耳。”目的是希望社会上有大力量的人，出来捐醵巨资，奖励科学，“尤其是要把青年人的兴趣鼓励起来，使得全国人民都能注意科学，信仰科学，普遍地学习科学。所以尽些绵薄之力，对社会作抛砖引玉之贡献。”（注：《请青年科学家注意》，1937年1月11日《大公报》。）
        每年的10月10日，《大公报》都刊发一篇国庆纪念辞。1936年的“国庆纪念辞”是《大公报》提倡科学救国的宣言。它总结中华民国25年来的经验教训，对国家建设得出一个结论：“现代的国家之成功，无捷径，无巧法，愈是行远，愈是正途，而一切苟简取巧之办法，概类画虎不成，终至徒劳无功，其总括的方式，即科学化是也……中国现在无工业，无国防，其症结在无科学基础。”“今后无论国家运命如何，要须大规模普遍地提倡科学，从社会日常生活加以启迪，使人人能格物穷理，以进于利用厚生富民强国之途。”（注：《民国二十五年国庆纪念之辞》，1936年10月10日《大公报》。）
        《大公报》提倡科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加紧科学教育”，向国民灌输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二是“科学之真髓在于信仰真理之力”的科学精神的修养。尤其是要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即“真理者经过实验而证明其为事实者也，依此真理以为行动之基础”）的现代人。《大公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舆论引导，不是就经济而经济，就科学而科学，而是要培养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这就是现代人者真理在所必尊，虚伪在所必除，此即科学的精神”。“所以要求现代青年一面须精研科学，一面尤重在将科学精神，注入日常生活习惯之中”。这是政府与教育家的“应尽之职”。为此目的，科学家也应努力研究，迈入世界前列。同时社会公众应集合群力，“加意促进”，使其收效迅速。（注：《学潮感言》，1936年2月15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在1936年发行上海版后，不仅在专栏、副刊上大力提倡科学，而且在新闻报道中介绍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