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合理布局，在内地建设工商教育中心
        在淞沪战事发生两周后，《大公报》就告诫国民：“由此一役，应觉悟到偏重海口忽视内地之错误。”它说，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公私现代化建设，都偏重海口，“上海尤为其最”。这虽然通商便利，但也缺乏远见。假使以前工业在内地有所建设，其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当不致与今日相同。从国防考虑，国防之中，海防最难。中国的海防“太无基础，而建设需时，费用亦特大”。从经济考虑，“为全国平均发达计，亦必然应以开发内地为要点”。中国的工业、教育、金融、商业等在沿海城市，“本非立国之健全现象”，内地空虚，海口繁荣，对“政治上经济上文化风俗上，皆为害极大”。特别是国营的重要事业，更应选择好建设地点。而且，“政府必须极力改良内地之行政，厉行法治，保护投资，维持秩序，便利交通”。企事业家应往内地开拓，必须改变集中于海口的错误思想，“而于内地各处，多造工商教育之中心”。（注：《沪难之教训》，1932年2月12日《大公报》，“社评”。）
        在《大公报》的现代化观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廉洁有能政府。保证这样的政府出现与存在，中国的工业化才有希望与可能。因此，《大公报》在舆论上一直拥护国民党政府，同时，因国民党政府不是一个廉洁有能的实行现代化建设的政府，《大公报》又不断地提出批评，指责其种种弊端。这一现象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以此为主线就能揭示《大公报》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以及该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二）
        《大公报》不压制任何意见。它说：“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大公报》的目的是要“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为此，它提供论坛，让知识界就中国现代化之路深入探讨，贡献方案，使国家获得此等舆论，“可永免内乱，可不受障碍而迈进”。（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依此等舆论进行的政治及社会事业，方能不误轻重缓急，不入迷途。
        参与这场讨论的人士共提出了五种中国现代化方案。
        第一种，复兴农村，以引发工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农村建设实验派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问题都在农村，所以建设必须从农村开头，最后仍须归本农村。晏阳初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农村运动是针对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因为中国的民族，人数有四万万，在农村生活要占80%，以量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要特别在农村；又因为中国民族的坏处与弱点，差不多全在‘都市人’身上，至少可以说都市人的坏处，要比‘乡下佬’来得多些重些。”所以就质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也要特别注意农村。农村建设是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注：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步骤》，1934年10月9日《大公报》。）
        公竹川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粮食生产水平低，不能征服自然界以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所以，“必须发展农业才能养活人，中国又恰恰是一个农业国家，惟有发展农业，中国的产业才有可能”。把农业改造过来，农村复兴，中华民族才会有元气，中国的建设才会有安定的地盘，巩固的根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忙办这样，忙办那样’，结果怎样，没有把根本问题认清，瞎忙了几十年，又来了一个‘九一八’的大祸，依然是坐以待毙”。（注：公竹川：《为“以建设求统一”进一解》，1933年7月22日《大公报》。）所以要先抓住国家的命根，培养它的元气，不在缓急快慢上计较，由振兴农村以引发工业。
        第二种，双轨建设。所谓双轨建设，即“一方面能改良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这是蒋廷黻提出的观点。他说：“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的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面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
        蒋廷黻认为，国家民族危机，经济落后，不能全归罪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历代都靠单轨的农业过生活，而这农业，因为科学不发达，久已没有技术的进步”。在传统的家族和家庭观念下，人口不断增加，可农业生产上不去，只有听其自然，任凭天灾或人祸来解决民生问题。“现在我们得着科学和机械”时代，我们的民生问题“初次能有积极的解决”。解决的方法是，“我们一方面能发展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把单轨的经济变为双轨的”。（注：蒋廷黻：《建设的前途不可堵塞了》，1934年3月11日《大公报》。）蒋廷黻不反对农村实验建设派复兴农村的观点，他说：“等到我们的工业发展到尽头的时候，农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事业。所以国内从事农村改革的人可说真是在治本上做工夫，值得全国的赞助。”但他更赞赏平教会的做法，认为“平教会的实在贡献是把科学和农村结合起来”。（注：蒋廷黻：《平教会的实在贡献》，1934年5月12日《大公报》。）因此他特别强调运用科学和机械，把农业搞上去，工业和农业并进。
        第三种，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这是陈公博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等人的观点。陈公博在国府纪念周发表演说时指出：“我国目前农村破产，救济农村，系当务之急，但却不能以农立国为中国国策，更不能以这是中国惟一出路。”（注：《经济建设的出路》，1935年6月28日《大公报》，“社评”。）他的矛头直指乡村建设实验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