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则从三方面进一步指出发展都市的意义，呼吁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在他看来，发展都市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工业。中国的新式工业，据实业部调查，共有98种，其中在天津只有38种，在汉口才20种，而美国1927年全国工业共有335种，纽约就可以找到305种，芝加哥可找到275种。因此中国都市可发展的工业还很多，假如天津能多添39种工业，河北农民便可添许多出路。他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太多，是农村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农业已经无路可走了，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使一部分农民迁入都市，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发展都市的第二种事业，便是发展交通。都市交通发达，就是市场。在城市里应开设铁路、公路、航路以及空路，且在各处的乡村与城市都有交通上的联络。乡村中农民的货物都注入都市中，可以使双方都得到好的价钱，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也使都市中的制造品多一条销路。所以交通的发达，对都市与农村是两便的事；发展都市的第三种事业，便是扩充金融机关。中国城市中的金融机关建立了一些，但其事业范围仅限于城市，不能充分尽职。应合理组织起来，把总行设于都市，把支行或代理处分布于内地各处，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来做生产事业，一方面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假如设立支行于农村，高利贷者便无计可施，这对农民是一福音。（注：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934年9月9日《大公报》。）
        吴进一步指出：“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不能单独解决，它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我们只能靠政治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集中全国的力量，定下一个经济建设的远大计划来，然后大家朝这个方面去努力，中国各界的生计问题，才可得一个根本的解决，到那个时候，农民的生计问题，自然也连带地解决了。”农村运动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理由是很简单的，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80%左右，农村运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中，不过九牛一毛，即使这些农民得救，对于大局还是无补。最重要的，造成农民贫穷的诸多原因，如兵匪问题，地权问题，交通问题，苛捐杂税问题等等，从事农村运动的人，对着这些有什么办法？”（注：吴景超：《农民生计与农村运动》，1935年2月10日《大公报》。）
        第四种，发展乡村工业以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是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廉、方显廷、陈振汉等为代表的观点。他们在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种种矛盾方面后指出，中国经济的出路和产业的现代化，“应以增进全国人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经济能力为主题，须从建设全国面积百分之九十的内地农村社会去努力”。（注：何廉：《我国经济之矛盾与出路》，1935年3月3日《大公报》。）中国素来缺乏铁、铜、煤油等主要矿产。家庭制度对于个人企业的束缚，交通闭塞，货运昂贵，使地方经济色彩愈益浓厚，加之不安定的政治情形等等原因，使“大工业的发展在中国很有问题，而乡村小规模工业的发展前途则是很光明的”。中国“所应当发展的不是重工业，而是轻工业--日用品工业”。（注：方显廷、陈振汉：《中国工业发展的前途》，1933年11月8日《大公报》。）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维持已有规模的轻工业，如棉纺工业、缫丝工业、面粉工业、火柴工业等；另一方面提倡奖励乡村工业，像采矿、制砖、织布、针织、编织、花边、榨油、酿酒、磨粉、锡箔、制伞、制扇、瓷器、罐头食品、鸡蛋等多为农民世代相传的手工业和主要的副业，应鼓励农民继续发展。（注：何廉：《我国今日之经济地位》，1935年1月16日《大公报》。）
        方显廷阐述了发展乡村工业的理由：（1）乡村的制造工业在中国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代表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棉纺业，在1920年消费的棉纱，其机织与手织的比例为1:4。“中国之工业生产品，来自乡村家庭或乡村工场者当在四分之三以上”。可见中国的工业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乡村。（2）乡村工业是用地方富源或副产物，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乡村工业十之八九均利用地方商场及农暇的劳工，诸如采矿业、制砖业、榨油业、面粉业、酿酒业、羊毛织造业，以及农业副产品中的芦苇、草帽等等，都是如此。中国那么多人是农民，而且农业又是季节性的，一年中农闲时间从100天到300天不等，发展乡村的制造工业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3）发展这些乡村工业，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和大批的人才。（4）乡村工业普遍都是小规模的。因为规模小，无论在用人上还是经营上，伸缩性较大，普通乡村工业雇佣工人很少，除了农家的家人之外，只需雇佣几个职工或徒工，劳工问题不易发生。乡村工业普遍都是辅助农家的副业，假使有一种工业不振，危险是由全体乡农所平均负担，况且他们又都可以以农业为主要职业，没有失业问题。（5）乡村工业可以阻止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可以解决现代化工业制度中出现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注：方显廷：《中国工业化与乡村工业》，1936年5月20日《大公报》。）
        第五种，中国的工业化应发展基础工业或重工业。这是南开大学化学教授张洪元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徐庭瑶的观点。他们所说的基础工业是指钢铁、冶金、炼胶、机器、电气、化学、交通器材等国家最基本的工业。
        张洪元认为，从国家经济利益着想，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近年来中国各种制造工业，已在萌芽。普通应用品，多可自制……解决我国整个工业问题，除移植外国工业以合乎中国环境外，对于中国旧有工业，尤须给以努力研究，以求其科学化而发展之，广播之。若此我国工业方可由倚仗外人时期，更入于自办仿造时期，更进而达于创造自立时期。”（注：张洪元：《科学与救国》，1934年4月27日《大公报》。）
        徐庭瑶认为，“现在立国须有重工业始可言国防，故重工业即系国防工业，乃现代立国骨干”。“先有重工业，然后始可从事交通发展，及一切工业之发展，国防力量之充实”。发展重工业，目的在求经济上自给，不是为与先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而是面对国内市场，“实与设备锅灶相等”。“如对锅灶不设置，每饭必向馆店购买，非惟经济损失，且一旦馆店突然停业，即须挨饿”。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展重工业，可以借人民之力办理。就发展规模来说，“我国现在工业之需要，佥与吃饭相等”。最先不必开大厂，“须先办小厂，由小厂养成良好之厂规，然后逐渐扩充大厂，管理自得”。因此国家不仅要办厂，还应该用法令、金融等措施保护和提倡民营工业。（注：徐庭瑶：《建设中国工业》，1935年5月1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