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国民党当局不但不停止剿共内战，还与日本妥协，签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之后却将国人所倡武力收复失地之说，改为以国力收复失地。面对这种情况，《大公报》在社评中说：“其言实予吾人以无穷之感喟，不禁欲发一问曰，是谁戕贼国力？”社评指责国民党“尚虚浮，领袖缺乏常识，在下者俯仰趋时”，吏治废弛，政府对经济建设，从无一定方针，实际上只知筹款，剥削榨取，惟恐国民经济力有生机或有余存。“戕贼此可贵的国力更不谋为之养成者，非他，即自居领导负责统治之党政机关本身是也！”而当局“迄无谢罪之辞，反而以国力不充实，为军事外交重大失败之掩饰”。（注：《是谁戕贼国力？》，1933年6月6日《大公报》，“社评”。）塘沽协定之后，《大公报》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力言必须首先改革政治，然后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般国民都痛感国力不足，主张积极建设，由于缺乏资金，就倾向于引进外资。1933年南京政府派宋子文等人去美英等国参加经济会议，宋子文于6月底在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在伦敦的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颜惠庆发表广播讲话，称中国是一个大的资本投资市场，需要大宗机械，希望外商来华投资。《大公报》对当局的这些举动洞若观火。1933年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军，军费开支很大，财政十分困难。《大公报》得知宋子文签订借款协定后，立即指出这是当局从政治上输入外资，非为经济建设，“吾人对政府之借款政策殊难轻表其信任”（注：《从政治上论输入外资》，1933年6月9日《大公报》，“社评”。）。当局所说的“建设云云，不过为新军阀、新官僚创造新荷包耳”（注：《以建设求统一》，1933年6月21日《大公报》，“社评”。）。中国这时输入外资，使人想起民国以来的两次重大苦痛经验，一是癸丑善后大借款，一是1917、1918年的西原借款。“题目皆称建设，结果一事无成，徒半供军费，半归中饱，制造若干富官，增加不少战祸，覆辙俱在，可为痛心。”（注：《希望国际投资之前提》，1933年7月1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用历史上的事例暗指国民党当局是要用这笔钱进行剿共内战。
        宋子文回国后，在南京发表讲话，主张厉行统制经济，一时统制经济呼声甚高。《大公报》警示国人，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是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政府要“先讲如何节用冗费，除中饱绝贪污。以大略计之，苟能雷厉风行，澄清行政，则军政各费，一年至少节省数千万，然而国营事业，至少多收入数千万，有此决心，有此成绩，然后可以谈建设。”（注：《从政治上输入外资》，1933年6月9日《大公报》，“社评”。）
        福建事变被南京政府平定后，《大公报》再提政治统一与经济建设问题。其1934年1月11日社评这样写道：“国家一切忧患之源，在于内政无成绩，外交无方针。何以无成绩？自党的干部起，即不能协同努力故。何以无方针？自党的干部起，即无解决大计之智识，且不求智识故。”国民党南京方面和广东方面都是如此。南京方面本来无成绩，而广东方面的牵制使之更不能有成绩。南京方面对外无方针，广东方面也不能有好方针。不能定出好方针的原因，“由于党内自裂，盖不能共同负责，而彼此相责，公心勇气，二者俱无”，只有坐看国事败坏，同归于尽。“吾人第一请求国民党向国民宣布，究竟能否自决党讧，究竟曰京曰粤，是否一党，能否合作？其能合作也，须公布今后必然实行之内政外交方针，其终不能合作也，则宜各布其有诚意有计划之政见，使国民听取之。”社评要求国民党“速自行恢复行政统一，一面开放党禁，允许全国智识分子对于建国救亡之大问题，公开讨论，除武力暴动者所必禁之外，任何主张，皆有发表自由”。（注：《闽变告一段落后之政局》，1934年1月11日《大公报》，“社评”。）
        10天后，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汪精卫的演讲引起中外注意，他说今后外交方针，是修明内政，只有内政奋发有为，才能摆脱外交上的困境。《大公报》对此深有同感，发表社评说：“中国今后原则上应以致力生产建设为惟一目标。”如无“军政及一般行政彻底之节约与刷新，则生产建设，断不能发挥显著之成绩”。舆论界过去提出过，但政府不采纳，“在过去不能生效，因政府无力之故”，譬如裁兵，政府统治力不能遍及各军，而且常有内乱，任何整理计划，难以实现。“今则不然，盖民国以来，以最近情况，为最适于着手改革庶政之时机，因大局已定，政府已巩固”。“中国今后除外患之外，已不至因内乱而有土崩瓦解之虞”。社评认为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假如善尽职责，可成为民国以来最有力的政府。出于对国民党政府这样的估计，社评提出国家今后的工作，就是“加紧地节约，加紧地建设”，裁兵减政，澄清吏治，提倡简单而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注：《生产建设之前途》，1934年1月22日《大公报》，“社评”。）
        几天后，君达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的进步太少，建设不多，含蓄地指责南京政府领导经济建设不力，并呼吁中国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君达：《中国的进步》，1934年1月28日《大公报》。）接着，《大公报》要求政府赶快进行黄河下游的水利善后工程，认为这是四中全会救亡图存宣言应该做的“最低义”，如果“民众成鱼，广土变水，国家其将何以所托？”（注：《救灾治黄不容再缓》，1934年1月29日《大公报》，“社评”。）这段时间，《大公报》连续发表十多篇文章，制造舆论，推动经济建设。
        《大公报》对蒋介石亲自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认为它不适合“中国社会积弊太深”的国情。第一，它不适合老百姓，因为“乡民所最需者，应为求生运动”。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所谓中上流社会”，一般人民于礼义廉耻，亦少缺陷，最缺陷者是中上流社会。第二，该运动应从官吏做起，尤其是高级官吏。“欲人民易俗，必须先使官吏移风”。如果非作为运动，对官吏，尤其是高级官吏须具强迫性，原则上不应强迫一般人。第三，这个运动没有注重经济意义，中国的亟务是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对于面向中上流社会的新生活运动，应让这个阶层的人注重节约及使用国货。（注：《新生活运动成功之前提》，1934年3月10日《大公报》，“社评”。）
        1934年4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共会议，翌日《大公报》便发表社评《建设时机不可再失》，再次与蒋介石唱反调。《大公报》还看到1934年中国经济形势“异常衰落，商品入口急增，出口大跌，此阳历年关，各省市商工业，几乎无一不赔，商业闭门，动以千计”（注：《建设时机不可再失》，1934年4月2日《大公报》，“社评”。）。内地各县金融紧张，“尤为过去未闻”。中美的棉麦借款由5000万减为3000万，经济委员会建设经费减少，人们对于建设寄予的希望要成泡影，加之《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民气消沉，为有史以来所少见，揆诸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之情形，殊不可同日而语”，国人有一种“由失望而至绝望，竟束手以待坐毙”的情绪。（注：《读蒋汪宣言》，1934年2月13日《大公报》，“社评”。）因此，它呼吁勿使建设的目标与进程中断。为激励受众，推动当局，它甚至说政府只要进行两种建设（即建立农业金融银行，维护农业；振兴全国交通事业，开发交通），就可使局面改观。“两事收功，百废自随之而举，无须强勉学苏俄五年计划，仿美国之复兴运动。”（注：《建设时机不可再失》，1934年4月2日《大公报》，“社评”。）这些呼吁促成了宋子文等国民党要员的西北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