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不只是提供论坛，而且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大公报》极为赞赏农村建设实验派的奉献精神，但坚决反对其“以农立国”的观点。它认为，农村建设实验派是脚踏实地干事的人，“他们放弃了都市悠游安乐的生活，躬入民间，致力于乡村建设，帮助农民，提高智商，增进生产，改进组织，这更是新兴的有力的一种社会运动，值得我们的同情。”（注：《民国二十三年国庆纪念辞》，1934年10月10日《大公报》。）救济农村，不论从人道主义立场，还是从政治立场上讲都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但是，他们“主张中国永应保存农本，便嫌失当了”。“就人类的经济发展史来看，渔猎社会不足以敌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又不足以敌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生产法，是凭手足的劳作，这当然不会有大量的剩余财富……其他如交通、兵器、军备等等，视工业社会更是望尘莫及。总之，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如落后，则它的整个文明与文化必全是落后的。”因此，在今日的世界舞台上，“我们是不能以农本主义为国策的”。我们现在没有脱离农业社会阶段，这是可怜又可怕的，“须立即设法摆脱”。我们在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中，对工业社会急起直追，“犹恐莫及，岂能还在这时高唱回到农本社会的保守主义”？所以，“讲救济农村可，而讲‘复兴’乡村则不可”。（注：《经济建设的出路》，1935年6月28日《大公报》，“社评”。）那种认为复兴乡村是中国民族再造的惟一出路的观点，更是“近于妄诞的”，是缺少对时代潮流的认识，“由感情而发的理论”，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何况“农村问题，根本与行政改良，税制改良，息息相通”。（注：《复兴农村委员会开会》，1933年5月5日《大公报》，“社评”。）如果政府不努力将全国的行政税制彻底刷新，使国家一切税收不再都转嫁到农民身上，根本谈不上救济农村。
        第二，《大公报》把工业化看作是国家的兴衰命脉，因此极为赞赏吴景超的观点，在一篇社评中明确指出：“吴氏为本报所撰《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星期论文’，观点极确当。”中国“除了走向工业社会的路，是没有第二条‘生路’的”。“吾人敢言，中国今后之存亡问题将取决于能否工业化”。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层层压迫下中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看法过于悲观，因为“生产落后的国家，最初想发展工商业，当然要受到许多摧残”。社评列举了晚近日、德、苏等国工业化的实例，说明“如肯挣扎，困难终可胜过”。社评强调工业化的必要性，甚至说“我们不能以帝国主义压迫一类的魔语，来推卸自己的一切责任”。中国许多公司的失败，完全是由于管理失当，或设计不良，如果能在生产过程中想办法，是可以减少先进工业国家竞争的压力的。当前的办法，可以走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廉、方显廷等提出的“在内地先举办规模较小的轻工业，或努力发展农民的副业”的工业化道路，这“不失为在无办法中的办法”。日本近来努力将农村工业化，凭借成本低的优势与欧美货品竞争，我们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总之，“只有藉发展工业，才能救济农村，只有工业化，才是民族经济建设的出路”。（注：《经济建设的出路》，1935年6月28日《大公报》，“社评”。）
        第三，《大公报》总结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的经验，主张发展钢铁、冶金、炼胶、机器、电气、化学、交通器材等国家最基本的工业。该报发表社评说，苏俄当今敢于与列强争锋，是基于五年计划完成，国防工业进步，红军实力充足。“苏俄实力，寄于重工业之勃兴”（注：《目前时代谁与弱者讲理》，1934年1月30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断言：“中国今后之存亡问题将解决于能否工业化，而工业化之能否成功，又将视基本工业之能否存在与发达。基本工业中如制铁、冶铜、炼铅、炼焦，及汽油之采取与化碳为油诸研究，并极重要，然皆需巨大之资本，与精熟之技能。”（注：《基本工业之新发轫》，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社评”。）根据中国工业的现状，《大公报》提出“今后宜以国家之力，提倡基本工业，为修养国力之源泉”（注：《目前时代谁与弱者讲理》，1934年1月30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多次介绍苏联建设的成就，建议政府像苏联那样制定五年计划，“体大精细”，动员国民，团结努力，学习“俄人坚忍奋斗之精神”，在三五年内确立国力基础，十年八年有相当的规模。（注：《中国非无路可走》，1934年2月6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不仅主张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基础工业，而且意识到新技术经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工业经济中最新的产业。在工业经济的初期，蒸汽机制造、车床制造、工业制碱等是当时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产业构成工业经济中的支柱。《大公报》指出，“凡观一国工业之程度，常可以一国之硫酸需用量判断之”，因为“硫酸为化学工业上最重要之药品，如无烟火药、炸药、酸类、碱、亚尼林染料、肥料等皆以之为原料，其他如石油油脂之精制，金属之提炼等等，亦皆用之”。（注：《基本工业之新发轫》，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社评”。）中国每日硫酸产量20余吨，美国每日硫酸产量12000余吨，可见中国化学工业、兵工事业极为幼稚。1934年3月实业家范旭东在原有的制碱工业的基础上，创办硫酸厂，为中国奠定酸、碱、盐三位一体的基本化学工业。范旭东说：“如要立国，就应有独立的化学工业。酸碱工业是一切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注：范旭东：《永利完成酸碱工业之意义》，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大公报》称范旭东创办的民族化学工业为“中国基本工业之新发轫，本报极为重视其事”，并称赞范从事的化学工业，是“以实验室所发明之方法，用大规模之制造以应国家社会之需要者也”。这些新技术“小之足以兴工业，辟生机，大之足以裕军费，利国防，此吾人所为特别重视之也”。（注：《基本工业之新发轫》，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从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待发展经济，其工业化的思想具有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