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提倡发展并改进中国的国货工业。
        1936年秋，《大公报》迭接各地报告：农产品喜获丰收。由于当年世界经济好转，特别是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贸易出超大为改变，全国物价停止下跌，农村粮价坚挺，农民的收入增加，“内地购买力比较以往为优”（注：《改造国货工业之新途径》，1936年9月17日《大公报》，“社评”。），加之交通的改善，“使五六年来挣扎于不景气氛围中之民族工业，至今稍见活泼之生产”（注：《资本市场之创造问题》，1936年12月3日《大公报》，“社评”。）。这是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极好时机。1936年9月至11月，《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提倡国货，并提出改进国货工业的方法。
        《大公报》指出中国的国货工业有几大问题：一是货品质地窳劣，或前后不一，或式样陈旧，尺寸参差；二是商品运输捐税过高，设备技术陈旧，以致成本加高，不易销售；三是缺乏信用，往往在营业旺盛时期，只用成品，不多配品种花色，不充分准备货源，不能准期交货，致使供求不平衡。要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金融界应多提供贷款，使企业有资金改进技术。制造业要减少制造成本，价廉物美，提高品质。各工业研究实验所尽量为国货工业服务，在技术上给以指导。为了使国货获得信誉，促进发展，还要使货品标准化，制定出各项标准，保证质量和周期。《大公报》的这些宣传和主张也促进了官方对国货工业的政策制定。一是1936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实业部呈拟公务机关购买使用国货办法案。其内容为：嗣后各机关购办公用物品，如有国货而仍购外货时，其支出款项，审计部不予核销。二是由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牵头建立全国国货公司，由政府、银行、中华国货产销联合会三方投资，资本额约200万元。三方合作的国货公司，把金融资本、政府与产业组合在一起，在资金上有了保障，获得政府的支持，帮助国货的内外推销，目的是与外货进行竞争。三是1937年1月30日国货运动联合会呈请南京政府厘订国货等级标准，主要是授权政府、专家与同业工会合作，制订国货的等级标准，予以鉴定与检查，使国货出品不仅为国人需用，而且更有效地推销海外。《大公报》认为这是“国货事业努力以求改进之时代”。《大公报》还根据国情提出“使工业农村化，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国货工业新方向。（注：《国货工业散布农村之新倾向》，1936年10月16日《大公报》，“社评”。）在《大公报》看来，“中国今日工业之程度，尚滞居于轻工业时代，幼稚情形，无可讳言”（注：《改进国货工业之新途径》，1936年9月17日《大公报》，“社评”。）。国货工业大都群集于都市，城市生活水平较高，工资特贵。特别是在非常时期，都市工厂易为日本注目，安全不及内地农村。以目前中国生产力水平，国货工业大多还需用手工业，如能利用农隙，以低廉工资，雇佣工人，农村工业是可以发展的，而且农村也有这样的条件，“我国各地经济上大宗之收入，无过于当地特产，即无过于当地农村副业、手工业。如南通土布，年有2500万元，广东顺德考绸，年有2000万元，当地农民生计之所赖在此。”（注：《金融网与产业网》，1936年11月28日《大公报》，“社评”。）城市工业技术与农村的这些副业、土特产品结合，“可以补助农村经济”（注：《从省际贸易说到沟通机制品与土产品》，1936年10月2日《大公报》，“社评”。）。由于中国农村的土特产品，大都品质粗笨，未经技术上的改良，加之组织散漫，无运销集中的能力，所以数十年来内地与都市贸易常居入超地位，都市运输机制品，只吸收内地金钱，而内地生产者，无法抗衡，以致农村贫瘠，每况愈下。如果“国货工业转移昔日之目光，使所营事业，渐渐移入农村，同时注意于手工业之利用，俾工厂与农村接近，使农村经济有更生之望”（注：《国货工业散布农村之新倾向》，1936年10月16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认为，这种经济的合作与互补，首先“是沟通机制品与土产品”，调整都市与内地贸易。“应集政府、金融界、运输业、工商界合作社为一体，同舟风雨，共济艰难，并设置中心枢纽，控制一切，庶方针一贯，调整土产品与机制品产销，以冀物物交换达于内外贸易平衡之目的。”（注：《从省际贸易说到沟通机制品与土产品》，1936年10月2日《大公报》，“社评”。）由国货公司与各地合作社为周转货物之枢机。凡机制品之内运，与手工业品土产品之外销，均以此为惟一之机构。（注：《金融网与产业网》，1936年11月28日《大公报》，“社评”。）这实际上是解决了国货工业的原料与销路问题。
        第四，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出谋划策。
        1936年是迄止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1935年10月，物价指数是94.1,1936年一年中物价的指数总在107左右；生活费指数从109.2升到115.3；工业生产指数也增高1/5以上。“内地各省多数是庆着丰年。中国往年的农产收入是200亿元，1936年有340亿元，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购买力增加，工业制品的出路自然旺盛。加上近来国人民族思想的发达，喜用国货的人逐渐的普遍，故1936年的工业都有一种供不应求的气象，营业额的增加大率在三分之一以上，最多的要达到二分之一。”（注：《一年来工业的回顾与展望》，1937年1月12日《大公报》，“社评”。）中国民族工业这种可喜的现象令《大公报》十分振奋，向政府建议，早日实施工业奖励与工业保息等项政策，增强中国民族工业对外国资本的竞争能力。（注：《工业奖励与工业保息》，1937年4月19日《大公报》，“社评”。）
        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各省都在制定生产建设计划，如江苏省把1937年定为农业建设年，四川省商定三年生产计划，江西省制定农业合作与全省合作金库计划，山西省与广东省制定工业设施计划，湖南省制定工农设施计划，湖北省制定改进棉业计划，安徽省制定改进稻麦计划等。金融界纷纷派员到内地实地调查，与建设当局商量贷款办法。在《大公报》看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民一致合作之下”进行的生产建设事业。它向政府建议，现在应对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规划，进入更具体的制订细目阶段，而不仅是一般号召了。它说：“现阶段之中国，建国救国，经纬万端，一切的一切已不是应否办理的问题，而是如何办理的问题。易言之，时代要求已超过原则论，而应为细目的决定，已不仅抽象论，而需要具体的办法。”（注：《今后政治经济的新动向》，1937年2月2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的观点是：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政治经济统一，如政治不良无从论经济；从小的方面说，如修一铁路，须调查沿线产业，发展沿线经济，否则该路不能获利。经济建设从纵的方面看，要把组织、人才、经济三者统筹地计划安排，这是“骨干”，即经线；从横的方面看，建设当局要有统盘筹划的眼光，各种机制设施同时并举，这是纬线。比如关于工业与农业并重，就应在五个方面做好安排：（1）应先设置工业与农业试验机关，开发产品和开展试验，在试验的基础上逐渐推进。（2）设置生产检定机关，进行产品标准的制订与质量的检验，以保证各地农工产品外销的信誉。（3）设置产品中转仓库与合作金库，使产品中转与资金周转有丰盈的储备，防止中间商人囤积居奇，确保农工受惠，发挥调节作用。（4）实施产品统制，即要官方统一调拨产品的销路，不要让贩卖商削价竞争，扰乱市场物价，使国民生路日窄。（5）改善交通条件，解决各地产品的运输问题，使货运畅通、敏捷，运价低廉。《大公报》的生产计划构思，颇有宏观经济学的观点。纵横关系是线性关系，各生产要素与生产部门的关系为正相关关系。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大公报》对当时全国整体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一个简单的线性规划。它反映了（1）全国各地生产建设应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筹划中，即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发展生产事业，虽各以环境之歧异，有因地因时之不同，顾其设施之方策，决非枝节的与各各独立的，而为整个的与互相联系的”。（2）“各生产部门是整体经济建设链中各个环节”，每一环节中的积极措施都与各生产要素产生正相关作用。如组织有力，措施得当，在同等条件下，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强调了在生产建设中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区域、各个部门的协调，即局部之间的互动作用。“盖一事业之建设决非片段之经营，更非一隅一时间之设施，在与全盘机构有牵动，与整个部分发生联系”。在整个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当统筹全局，用整个力量，予以实施”。（注：《今后政治经济的新动向》，1937年2月2日《大公报》，“社评”。）
        从上述事例可看出，《大公报》时刻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为国家复兴殚精竭虑。自1934年始，《大公报》总在年末或岁首，进行世界经济动向的预测与分析，为国人决定全年对内对外经济方案提供信息。1936年以后，有关经济建设的报道、论述、通讯常被安排在要闻版第3或第4版上。（注：《大公报》第1版是报头与广告，第2版是社评与广告，第3、4版是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