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内外交迫的严峻局势下，南京国民政府做出了一定的姿态。1931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由政府代表和国内金融工商界人士共同组成的全国财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难紧缩时期临时预算，将政府军政费用支出缩减为每月1800万元，表示除每月不敷1300万——1400万元应由公债抵补外，不再发行公债，以提高债价，保障金融。同时强调政府将始终保持公债信用。（注：《财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1931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随后财政部又表示将制定各种维持公债办法，谋求与上海金融界进一步合作。这样，上海银行公会对时局和金融市场的信心也有所恢复。
        此时上海银行公会却受到了来自广州方面的压力。11月20日，汪精卫、伍朝枢、邹鲁等致电上海银行公会，转达广州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的电文：闻南京政府新设财政委员会与和议时双方所决议设立之全国财政委员会性质完全不同，且闻财部仍继续发行公债，非常会议同人佥以在统一政府未成立前，此项公债发行决不承认，请将此意通告上海银行界及钱业，勿予代销。与此同时，广州政府也来电指出：“南京以前发行之一切债券皆巧立名目而实际上移作内战之用，以致国家财政沦于破产，本政府成立后，业经严重宣言，自5月28日本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之日起，蒋氏再有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等词，通电全国令遵在案。现闻蒋氏……又欲假借救国名义发行公债供其挥霍，若任令发行，必致国家破产，内战延长，殊与银行家及钱业同人之希望极端矛盾，尚望坚持主张，务求贯彻，不为威胁，本政府当尽力援助，俾完成其愿望，幸利图之。”（注：《广州政府致上海银行公会电》（1931年11月19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182。）这实际上是要在财力上切断上海金融界对南京当局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南京当局得以制衡各地方势力的重要凭藉。
        上海银行公会对宁粤政争尚未做出进一步的表态，国内政局突变。1931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通电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12月20日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等官员也相继辞职。同月下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由原广州国民党非常会议与国民政府的常务委员孙科任行政院长，负实际责任。1932年1月1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人通电取消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注：《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宣言到沪》，1932年1月7日《申报》；《内债展付本息声中各方之呼吁》，《银行周报》第15卷第50号，1931年12月29日。）
        但是，上海银行公会与粤方控制下的南京当局关系并不融洽。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粤派中执委石瑛递交提案，建议将部分公债库券应还本息展期拨付，以兼顾财政困难和维持公债。（注：《内债展付本息声中各方之呼吁》，《银行周报》第15卷第50号，1931年12月29日。）这一消息传出后，上海金融市场行情下挫，金融和工商界大哗。上海银行公会立刻致电四届一中全会，坚决反对该项提案，强烈要求政府维持债信，不得变更以往颁布之债券条例。上海钱业公会和其他工商团体也纷纷致电南京当局，要求维持债信。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12月21日，一个名为“中华民国内国公债库券持票人会”（以下简称内债持票人会）的团体在上海香港路4号即上海银行公会所在地正式成立，呼吁凡“有关系者，一律参加，共策进行，以维国信，而保法益”（注：《中华民国内国公债库券持票人会致上海银行公会公函》（1931年12月30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311。）。上海银行公会因势转知各会员银行，要求“其与公债库券有关系者，自应一律参加，以利进行”。并催促各会员银行限期就加入持票人会问题做出明确答复。（注：《上海银行公会致会员银行函》（1931年12月31日、1932年1月11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311。）至1932年1月15日，上海银行公会的24家会员银行中，已经有新华、交通、中国通商、盐业、国华、中孚、中国实业、中华、上海商业储蓄等14家银行加入了内债持票人会，而上海银行公会执行委员徐寄庼、徐新六则以个人身份加入内债持票人会。此外，浙江省的持票人也有几百人联名加入。（注：《债券持票人会，各银行加入》、《万寿雷来函》，1932年1月16日《申报》。）在以上海银行公会为首的金融界和工商界的支持下，内债持票人会已发展成为以上海金融业为主体同时具有跨地域广泛代表性的团体，从而得以向孙科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孙科政府本身却想与上海银行界加强联系。孙科就任行政院长后，随即任命与其有私交的上海和丰银行经理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为财政部常务次长，不久又任命银行公会执委会常务委员徐寄庼为中央造币厂厂长、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代总裁。这些重要的人事安排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黄汉梁、林康侯、徐寄庼先后就职，并且发表了政见。如黄汉梁于1932年1月4日在上海向金融界人士发表就职宣言中提出了如下财政方针：（1）使财政与经济政策互相呼应，务使建设经费逐渐增加，军费支出以国防及剿匪两项用途为限；（2）以励行预算决算为谋国家收支适合之关键，财政会计自应彻底公开，审计制度亦当严格实行；（3）政府关于军费政费之支出自应力事节约，并在可能范围内，汰除冗员，裁并骈枝机关，庶几财政政策，得以适应民力，量入为出；（4）税制改进，以整理旧税为第一步，以推行新税为第二步；（5）各债基金自当切实维护，使金融得所保障，债信益臻巩固，中央银行尤当保持其独立地位；（6）拟邀聘实业金融领袖及财政经济专家参加组织财政委员会，遇有重要政策或设施，均当提出讨论，共同商榷。上海银行公会的头面人物张公权、钱永铭、林康侯等相继演说，表示当与政府合作，共济时艰。（注：《财长黄汉梁招待沪金融界》，1932年1月7日《申报》。）财政部常务次长林康侯在孙科政府成立后首次债券还本抽签仪式上，向上海市商会、上海银钱两业公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等代表保证，政府对于各项公债、库券原有基金，无不力求巩固；所有按月应照拨本息，均照原条例赓续办理，并无丝毫变更之处，公债及库券之信用，自必益臻稳定。（注：《裁兵公债昨日抽签还本》，1932年1月10日《申报》。）中央银行总裁一职，以往系由财政部长兼任，但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时，便已经提出日后中央银行总裁不宜由财政部长兼任。上海银行公会常务委员徐寄庼时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并兼中央、中国、交通、浙江实业各银行董事，在银行界任职已20余年，被金融界公认为“勇于任事，丝毫不苟”。孙科是在政局变迁、金融恐慌之际筹组行政院的，上海金融界以中央银行关系市面金融基金信用极重，且不愿再睹汉口广东两中央银行集中现金停止兑现覆辙，决推徐氏为副总裁，以“收安定金融、维持国信之效”（注：《中央银行新消息》，1932年1月7日《申报》。）。从批评国民政府内政外交应对失措、提出财政方针建议，到派出林康侯、徐寄庼这样的重要人物分别出任财政部次长和央行副总裁，固然可视为上海银行公会对蒋介石主政的失望以及并不反对与孙科当局的合作，不过更重要的含义当是中国金融资本家阶层力图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发挥更积极的影响力。
        可是，在旋即而来的内债基金问题上，孙科政府与上海银行界之间爆发了重大冲突，双方之间的短暂合作趋于破裂。事情是由各地截留税款引起的。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便曾试图截留天津海关收入，遭到南京当局和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截税之举未果。但是1931年12月蒋介石的下野和宋子文等人的辞职，虽然是宁粤之间政治较量的结果，与此同时却打破了原先南京当局与其他地方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各地纷纷截留税款。上海银行公会对此严重关注，联合了在上海乃至国内金融界都有重要地位的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平、山东、湖北、广东各地方当局，呼吁对国税“幸勿截留，免摇邦本，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并同时电请平、津、汉等地银钱业公会一致主张，以资声援。（注：《上海银行公会第九次执委会纪录》（1932年1月11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68。）另一方面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财政部，警告该项国税除担保外债外，其余大都抵作债券本息基金，现在忽然截留，不仅对债信影响巨大，且对持票人不利，因而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严令禁止各地截留国税，维持公债库券基金之稳定。（注：《截留国税与停付债券本息声中各团体之力争》，《银行周报》第16卷第1号，1932年1月19日。）国内金融界显然非常关注蒋介石下野后以往政府所发行公债库券能否照常还本付息，而在上海银行公会看来，孙科政府自然应当承担起维护内债基金稳定的责任。
        但是，孙科政府并不具备相应的军事、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实力以制止各地截留国税，只是电复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称各省扣税并无其事，债信所关，民生所系，政府自当负责维持。这样的简单答复并不能消除上海银行公会的疑虑，而更令人震惊的，却是与此同时传来了孙科政府本身准备挪用公债还本付息基金以敷军政费开支的消息。1月12日，孙科在上海向报界辩解道：“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经前财政委员会核减之数，仍需一千八百万，政费教育费，尚需四百万，不敷之数，达一千六百万”。他还特别指出，由于市面债券价格仅及二三成，“即强发公债，亦与事何补”。（注：《孙科返京前谈话》，1932年1月13日《申报》。）而署理财政部长黄汉梁、次长林康侯旋即宣布辞职，以示对孙科这种做法的不满。（注：〔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14页。）这无疑表明政府财政已无法维持。
        在上海银行公会看来，如果孙科政府挪用公债库券基金成为事实，那么金融界对于政府的债权将名存实亡，不仅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势所难免，而且金融界与政府之间的互信也将不复存在。这是比各地截留国税更为严重的事态。于是，上海银行公会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1月12日当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孙科、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署理财政部长黄汉梁，内称：“孙院长黄部长就职之始，一再宣言，对于公债基金，关系国信，誓必竭力维持，口血未干，夫岂或忘？务请明白表示，以释群疑。否则敝会等为维持国家信用计，为维持社会安宁计，为维持平民生活计，为维持教育机关计，惟有尽其力之所及，集合全国各公团，不惜牺牲一切，采取种种办法，以为保管委员会之后盾，以图自卫而保命脉。”（注：《银钱两公会致国府电》，1932年1月14日《申报》。）与此同时，银钱公会将该电稿内容分致各省政府和金融同业，要求共同向南京方面施加压力，务必打消挪用内债基金之议。（注：《反对停付债券本息之函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号，1932年1月19日。）银钱业公会还函电江海关税务司，指出如南京政府果真挪用基金，则该税务司须立即将每月应付基金的税款直接交至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按期发还本息，不得解缴政府。（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另外，当孙科政府的代表吴铁城提出2个月内每月借款1100万元以维持政府运作时，银行公会表示难以办到，强调政府必须首先恢复债信，同时提出以确立财政预算、切实整顿财政为借款的附加条件。（注：《吴铁城与各界会商财政问题》，1932年1月16日《申报》。）
        除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之外，上海其他团体如市商会、内债持票人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也先后致电孙科政府，坚决反对挪用内债基金、停付公债库券本息。（注：参见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在这些团体的一致强硬态度下，1月17日，行政院急电上海银行公会等团体，表示：“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政府历年以来，咸与人民合作，当此国难日亟，尤赖互相维系，共济时艰，有厚望焉。”（注：《政府决定维持债信》，《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1932年1月26日。）这是自停付公债本息风潮发生后，孙科当局首次明确表态将维持内债债信。
        就在这个时候，前上海市市长张群向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转达了蒋介石对解决事态的意见：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国民经济破产之恐慌，但政府财政陷于绝地，不图挽救，亦非共赴国难之道，政府与银钱业团体，应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万分困难之中，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勉度难关。蒋氏既否定了孙科政府停付公债库券本息之议，也倾向于上海银钱两业能适当做出让步，以支持南京当局度过难关。蒋当时尚是在野之身，然而关于他即将复出的传说业已不胫而走。1月21日，蒋介石、汪精卫回到南京，预示着政坛新的整合即将开始。23日，财政部正式宣布，对1月份还本付息的裁兵公债、卷烟库券等13种债券如期进行抽签，还本付息基金仍由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负责拨付。与此同时，黄汉梁与上海银行公会等团体方终于就800万元的筹款总额达成一致，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负担400万元，其他银行负担200万元，钱业和交易所方面各100万元。（注：《张群之谈话，赴杭谒蒋经过》，1932年1月17日《申报》；《财部三训令到沪》，1932年1月24日《申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孙科任行政院长期间，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威相对较弱，也未能获得上海金融界的信任。（注：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孙科当局试图暂停内债还本付息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重大风波，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缝。（注：周育民：《一二八事变与上海金融市场》，《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1期。）上海银行公会所代表的金融界虽然在筹款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孙科当局却被迫收回停付公债库券本息、挪用相应基金的政策。这一结局一方面有助于金融市场的暂时稳定，另一方面也清楚地暴露了孙科当局缺乏驾驭政局、统制社会经济和金融力量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权威性以及相应的能力。公债库券风波平息后孙科旋即下台，也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