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际，形成了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的体制，宋子文重新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黄汉梁、林康侯的署理财政部长、常务次长职务均被免去。2月6日宋子文复任中央银行总裁，陈行为副总裁。徐寄庼则辞去了中央银行副总裁代理总裁、中央造币厂厂长等本兼各职。从表面上看，上海银行公会与政府财政当局的人事联系明显不如孙科任行政院长时来得密切，然而在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上海银行公会却在稳定上海金融、整合与南京的关系方面，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在国难当头之际，在维持市面和表明抗日立场二者之间，上海银行公会究竟持什么态度呢？“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各界为抗议日军侵华暴行，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组织，积极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方面对此十分仇视，多次向中国政府有关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消抗日组织，停止抵制日货运动。上海银行公会作为银行业的同业组织，维持金融市场是其主要职责。但在战事日趋激烈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是支持实行罢市还是维持市面，如何维持市面，其态度及作为，值得进行具体的研究。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上海银行公会刚刚改组为银行业同业公会，忙于应付改组善后事宜，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方面态度不甚积极。1931年10月1日，《申报》以《银钱两业对日经济绝交》为题发表消息，宣称“银钱业同属华商，救国不后于人，决计自10月1日起，实行与日商银行经济绝交，所有九月份未了手续及往来存欠数额，均于昨日（按即月底）如数核算清楚，并闻钱庄方面，与日商绝交，业已决定，所有绝交计划将于明日（按即2日）付诸常会讨论，又闻各日商银行华买办，均于10月1日起，一律自动辞职，别图他业云。”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10月6日，上海银行公会常务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正式讨论市商会提出的“对日经济绝交案”，反复斟酌，权衡得失，通过的决议却是“本案须经慎秘研究，俟拟定妥善办法，再行公告，市商会来函缓复”（注：《上海银行公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及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议决案》（1931年10月6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68。）。1932年1月11日，上海市商会曾致函上海银行公会，就1月17日全市举行罢市征求表态。1月14日上海银行公会复函上海市商会，明确表示不同意罢市。（注：《上海银钱业联席会议》（1932年1月13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330。）1月27日，上海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议讨论对取消抗日救国会的态度。这原是日方在致上海市政府最后通牒中的蛮横要求之一，上海市当局出面征求各团体的意见，“如各公团对于取消抗日会并无异议，则为保全上海免除战祸起见，只可委典求全，答复日领”。与会者讨论下来，“认为事势至此，只可与各方取一致行动”，同意加入各团体的联合宣言，即取消抗日救国会。但银行公会本身也意识到，这种只求消极自保的偏安思想，与当时广大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格格不入，因而执行委员会在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并议决今日会议，对外只说因昨日何应钦来沪为政府年关需款，纯粹讨论借款问题，以守秘密”。（注：《上海银行公会第十一次执行委员会议议决案》（1932年1月27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68。）显然，一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上海银行公会对抗日救亡运动所持的态度仍是比较消极的。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市商会向所属会员发出停市通知，要求各业一致罢市御侮。上海银行公会与上海钱业公会为此于1月29日上午和下午两次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同意停市3天，2月1日复业。（注：《御侮声中之上海金融业停市》，《银行周报》第16卷第3号，1932年2月2日。）而在募集慰劳抗日将士捐款、募集和分发慰劳物品等方面，银行公会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据统计，整个“一·二八”抗战期间，银行公会代收各界的捐款就有336388元零4分。（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慰劳组第一办事处收支工作报告》，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331。）上海银行公会还向第十九路军输送了大量慰劳品，仅据1932年2月17日第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开具的清单，计有饼干、面包、食物、桔子、电筒、电（池）、牛肉、果子酱、糖年糕、蛋糕、馒头、袜子、牛奶、米粉、枪伤药、桅灯、油焖笋、火柴、香烟、肉松、猪肉、药品等多种。（注：《第十九路军军部驻沪办事处致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函》（1932年2月17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331。）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具体甚至琐碎，但颇有成效。值得一提的是，2月初当第十九路军前方将士急待接济之际，上海银行公会出面商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垫借款10 万元，转交第十九路军。事后宋子文借口“该项垫款本部事前并未接洽，又无支出方案，无从拨还”。上海银行公会联合地方维持会数度向财政部交涉，以理力争，迫使宋子文最终同意与中中交三行另订借款协定，以资了结。（注：《上海银行公会致财政部函》（1932年2月8日）、《上海银行公会致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函》（1932年2月22日）、《财政部复上海银行公会函》（1932年2月19日、3月19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271。）支援抗战将士的主动性、责任感和与政府的交涉中自觉定位于社会力量的代表，这是上海银行公会在“一·二八”抗战期间的突出表现。
        在维持上海金融市场方面，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则是其他团体无法取代的。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业的停业罢市，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十分重大。其他地区金融同业对上海金融业的罢市除了表示谅解和支持之外，更多地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担忧。如在上海停市后第一天，汉口市商会和汉口银钱两业公会联名致电上海银行公会，在对上海停市表示同情之余，指出“惟上海为商业金融枢纽，且值年关，关系各埠收解甚大，务请在停市期内暗中照办收解，以维全局而期兼顾”。同日汉口银行公会致上海银行公会密电，要求“所有各汉行所出申钞平汇，应请暗中照付，否则影响太大”。31日上海银行公会即转致各发行银行要求查照。2月1日汉口银行公会再度电请上海银行公会把沪市情形，“乞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密电，每日一次或两三次见示，俾此间各行藉可接洽”。2月1日，天津银行钱业公会致电上海银行公会，对上海罢市表示钦佩，又称“惟津埠市面向以上海为中心，仍冀贵埠各业早日恢复”。2月2日，长沙市钱业同业公会致电上海市商会及银钱两公会，称“金融等于血脉，万难久停”，希望上海金融业利用有关国家领事团出任调解、停战3日的机会，从速开市。重庆等地的银行公会也有同样的电文。（注：《各外地公会要求在停市期内暗中收解或早日开业等的来往函电》，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95。）
        面对各方的迫切请求，上海金融业自身也深知金融业与其他各业不同，停市过久，必然引起民众恐慌，导致社会混乱。如上海银行业的核心人物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便认为，如果复业时民众群起提存挤兑，则金融即可破产，上海金融一倒，必然牵动沪杭、京沪一带的金融，这正中了敌人摧毁上海金融中心之计，因此坚决主张迅速复业，同时为做好充足的复业准备，与上海银行界其他重要成员研究妥善办法。（注：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118页。）
        上海银钱业之所以没有在罢市3天后马上复业，主要不是为了进一步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而是考虑开市所不可缺少的安全保障。1932年1月31日即原先宣布停止的最后一天，在靠近上海银行公会办公处的江西路汉口路口发生枪击事件，同时有消息说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某些地点已设置路障，还传来消息称有人企图抢劫中国通商银行虹口分行，一家小钱庄的会计主任和另一名职员已遭到日本便衣的逮捕和虐待。正是这类事件的发生和相关传说，使上海银行公会认为立即复业将会是不安全的，故决定继续停市3天。与此同时，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联名致函租界当局，任银行公会执行委员和公共租界华董的徐新六也曾在工部局董事会议提出，要求保证开市后的安全。工部局方面虽然表示不能担保不会发生意外事件，但明确表示支持开市决定，“以恢复公众之信心而免酿成经济恐慌”，并决定派警察保护各银行及货栈并对银行区特别警戒，维持秩序及平安。（注：《工部局董事会特别会议》（1932年2月1、2日），《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498页；《上海银钱业开市后之维持金融》，《银行周报》第16卷第4号，1932年2月9日。）于是，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商议决定自2月4日起复业，立即通知各地同业，并公告关于同业划汇的办法三条，以限制现金之使用。
        为应付复业后可能出现的钞票兑现及储户提存的压力，1932年2月8日，上海银行公会经过协商讨论，决定成立“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由加入联合准备委员会的会员银行根据各自情况，缴纳一定数量的准备财产，然后由准备委员会依照公约章程所规定的程序，负责会员银行间的资金调剂及流通。3月15日，联合准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会员银行有26家，认缴准备财产总额计规元银7000万两。（注：洪葭管：《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会员银行以所交存的财产为担保，可向联合准备委员会按估价7折领取单证，即公单4成，公库证2成，抵押证4成。这三种单证的出现，实际上是增加了流通筹码，联合准备委员会就可以利用这些筹码，办理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有利于同业间的资金融通。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的成立，对尔后上海票据交换所的组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上海银行公会在促进业内团结、加速金融制度近代化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