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最为重要的收获，是拉萨河谷以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市北郊约5公里，面向拉萨河谷盆地，1984 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在文物普查中发现，1990年进行了首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500 多平方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 《考古》1991年第10期。）。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出土了相当丰富的遗物，种类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几个大类。其中石器近万件，分为打制与磨制两类，种类有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切割器、雕刻器、锥状器等，可用于砍、砸、削、锥、刺、磨等各种用途。骨器类有针、锥、笄、镞等。陶器器形主要有单耳罐、双耳罐、圜底钵、高柄豆、高领鼓腹罐等，陶质多为泥质陶，陶色以灰色、黑色为主，多见磨光黑陶，器表打磨光滑，并压划有变化丰富的几何纹饰。装饰品有骨笄、耳坠、陶环、石环、猴面饰物等。第二，在遗址内的灰坑遗迹中发现葬有人头或人骨架，这些非正常的埋葬可能与某种杀祭仪式有关，属于猎头或人祭一类遗存。第三，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收割器具和加工谷物的磨盘，还发现了大量兽骨、鱼骨和渔猎具，表明当时已有了大面积的谷物种植，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曲贡人的经济生活是以农耕为主，兼营畜养和渔猎。
    曲贡遗址的发现，证明拉萨河谷的开发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藏族先民在这里创造了悠久的文化，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其文明的进程应大体上与内地同步。西藏地区过去史前文化面貌不太清楚，虽有过一些零星的发现，但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说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建立起藏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标尺的话，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无疑建立起了西藏腹心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个标尺，这对于我们逐步建立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编年体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继曲贡遗址发掘之后，1994年在藏南贡嘎县还发掘了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注：关于此处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情况参见A.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一辑；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年第4期。）。 遗址位于贡嘎县东北雅鲁藏布江北岸，三面环山，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300米。遗址中采集和出土的文化遗物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片等。昌果沟遗址与拉萨曲贡遗址相距最近，文化特征上它们之间也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如两处遗址的生产工具皆以打制石器为主，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同以单向打击为多，兼有少量的交互加工；生活用具陶器方面，两地均有夹砂陶和泥质陶，器形皆以罐为多，并流行带耳，陶纹皆以刻划纹为主等。但是，两处遗址的陶器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如曲贡遗址陶器以黑、褐色为多，而昌果沟遗址则以红褐色为多，不见黑陶。曲贡遗址以圜底器为大宗，而昌果沟遗址则以圈足器为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两处遗址时代上的差别所致。
    此外，近年来在拉萨河谷堆龙德庆县乃琼乡达龙查也曾调查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拉萨河北岸，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但破坏严重。从遗址中采集到石器、陶器等。石器有石磨球、石锛、石臼等，陶器有夹砂陶与泥质陶，陶色以红色为多，器形有罐、盆、碗等，多系炊器（注：索朗旺堆等《堆龙德庆县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藏日报》1990年12月19日第二版。）。这处遗址可能也与曲贡遗址关系密切。
    如上所述，近十年来拉萨河谷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于认识西藏高原腹心地带史前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今后一个时期内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点，还应当继续放在拉萨河谷地带以及拉萨以东的藏南谷地去发现和发掘更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确认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的连接地带，找到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逐步建立起这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体系。
    二
    自古迄今，藏族一直自称为“蕃”，唐代汉译音为“吐蕃”，对公元7世纪初藏族所建立的王朝称之为“吐蕃王朝”。但在此之前， 青藏高原还经历过一段相当漫长的部落时代，汉文古籍中对青藏高原各部族最早泛称为“西羌”。古代西羌包括许多来源不同的分散的部落，《后汉书·西羌传》应是留存至今的关于青藏高原古代西羌人的最早记载。《新唐书·吐蕃传》更为详细的记载了关于吐蕃祖先来源的传说。
    在考古学上，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西藏高原远古各部落的文化遗存还很难与文献记载一一对应，所以，有学者试图采用“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来指代自公元前一千年以迄公元6 世纪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这一历史阶段， 而将其与公元7世纪初至公元10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加以区别（注：这一概念是由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他认为由于西藏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开始于何时等问题因材料限制而无法确定，建议暂时只能将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 6世纪这一时期称之为“早期金属时代”。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属于这个阶段的考古新发现首先要提及的是拉萨市曲贡村发掘的一批石室墓。这批墓葬与新石器时代的曲贡遗址相邻近。共发现和清理了20余座墓和6处祭祀石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墓葬初步可分为四种形制，前三种均系竖穴土坑石室墓，仅有平面形状的不同，后一种变异较大，由竖井式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墓葬中出土有陶器和一枚带柄铜镜。墓地中的祭祀石台平面形状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由大小不一的砾石块堆成基本水平的台面，多系单层堆放，并依从于一座主墓。发掘者推测这处墓葬或与当时活动在拉萨河谷一带的“苏毗”部族有关。
    墓中出土的这枚带柄铜镜，不同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及东亚地区传统的圆板具钮镜系统，而与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相似。笔者注意到，在西藏北面的新疆以及东南面的四川、云南都曾经发现过这类带柄镜，连同西藏在内，恰好连成一个半月形的分布带。从年代上来看，又以新疆发现的带柄镜最早，故推测西藏曲贡石室墓出土的这枚带柄镜可能系从新疆等周邻地区传入，显示出西藏与周邻文化间曾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注：关于这枚带柄镜的研究，可参见以下几篇论文A.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B. 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铜柄铁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C.霍巍、 《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过去在西藏西部地区没有发现早于公元10世纪的墓葬，近年来随着工作的深入也取得了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