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土县阿垄沟石丘墓地是阿里高原首次调查发现的一处早期墓地（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2～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墓葬分布在日土县境内阿不兰热山的一条山沟冲积扇上，墓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墓葬总数近百座。 石丘墓的形制是在地表上用大石块垒砌成墓丘，在地表下向下挖掘浅穴或不挖墓穴，葬入尸骨后用大石垒成墓框。葬式有屈肢葬、乱骨葬及火葬等，流行男女合葬、母子合葬的习俗。出土器物仅见陶器、铁钩、饰珠等物，部分尸体上附着有织物残片。
    近年来，继在扎达县古格王国境内调查发现卡尔普墓群（注：1998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考古队调查发现，并清理了几座残墓，资料尚在整理中。）之后，又相继在扎达县境内东嘎·皮央一带发现了东嘎格林塘墓群、萨松塘墓群、格布塞鲁墓群以及皮央遗址第V 区墓群（注：位于东嘎·皮央境内的这几处墓群系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并在1999年8 月进行了发掘清理，资料正在整理之中。）等。东嘎·皮央境内的这几处墓群规模较大，墓地大多在地表残存有明显的墓葬封土标志（石丘或石圆圈），有一定的分布规律。有的墓地还发现可能与祭祀有关的列石遗迹。从发掘情况看，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石室墓、石丘墓、土洞墓等几种形制，但均未发现棺木的痕迹。其中石丘墓在地表用石块垒砌石丘作为标志，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大型石丘墓的形状以方形、长方形、梯形石丘较为常见；中、小型的墓葬则多为不规则的圆形石丘。竖穴土坑墓及土洞墓仅在地表观察到略为凸起的砂丘，无明显的标志。葬式有单人屈肢葬、二次葬、火化骨灰葬等，骨架保存情况不完整。墓地中有单独的动物殉葬坑，殉葬马、牛等动物，个别墓葬中大量随葬羊头，有的一墓可多达18个羊头，放置在墓室的四壁。墓葬中还发现有在死者身下和随葬动物身下铺放一层红色朱砂的现象，联系古文献记载分析，这些葬俗当与某些特定的原始巫术有关，很可能反映出西藏土著宗教--本教的某些埋葬习俗。出土器物有陶器、骨器、石器、青铜器、铁器、木器与竹器的残片等遗物。陶器多见夹砂红、褐陶，其次为少量的泥质红陶；器形多见圜底器，次为小平底器，偶见三足器，耳、流比较发达；器表多施以粗、细绳纹、戳印纹、弦纹等，有的施以红色陶衣。在墓地地表还采集到绘有红彩的陶片。
    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柄青铜剑形制特殊，剑格部饰有联珠纹组成的图案，剑柄尾部两端为上卷的圆涡状，与我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中常见的“触角式短剑”形制相似，反映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文化传播与交流。
    西藏西部发掘出土的这批古墓葬的年代，目前仅有卡尔普墓地作过[14]C年代测定。约距今3700年前后。皮央、 东嘎遗址各墓地出土陶器与卡尔普墓地出土陶器具有许多共性，年代可能与之较为接近，但其中不同类型的墓型之间应还有相对早晚关系，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按照汉、藏文献的记载，在吐蕃王国兴起之前，西藏西部为古老的象雄王国（即两《唐书》所载之“女国”）的地域，直到松赞干布时期，方为吐蕃所灭，其地并入吐蕃。吐蕃王国灭亡之后，在象雄故地建立起古格、普兰等小王国。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这批墓葬的年代明显要早于古格王国时期，很有可能系相当于象雄时期或者更早的文化遗存。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将为探索长期以来仅存在于文献记载中的古老的“象雄文明”首次提供可靠的考古学证据。
    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可能还包括岩画。由于种种局限，西藏高原岩画的首次发现迟至1985年，才在阿里日土县境内调查发现了日姆栋等3 处岩画地点（注：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而近十年来， 新发现岩画遗迹已近40处，包括近60个地点和300多组画面（注：参见李永宪、 霍巍《西藏岩画艺术》，收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岩画艺术》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些岩画绝大部分分布于藏北和藏西高原，画面以狩猎、畜牧、争战与演武、自然崇拜等为多，其中画面场景宏大、内容丰富的如日土县塔康巴岩画地点（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57～6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该地点在高约5米，长达20多米的岩面上， 刻划了数以百计的人物与动物形象，人物有狩猎、牧人、武士、负重行走者、巫师等各种形象，动物有岩羊、羚羊、马、驴、狗、牦牛、鹿等。岩画采用了敲琢法、磨刻法两种技法勾勒轮廓，造型生动而富于变化，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调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岩画点。联系到历史上藏西与藏北高原主要为象雄、苏毗两大部族集团的活动区域，初步推测岩画的创作者或与这些游牧民族有一定关系。但是，一些晚期的洞穴岩画则可能与之无关（注：在藏北一带还发现过一批用色彩绘制的洞穴岩壁画，出现大量佛教内容，年代当为佛教大规模流行之后，其下限据推测可晚至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西藏纳木错扎西岛洞穴岩壁画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7期。）。总之， 要最终解决西藏古代岩画的年代、族属等问题，目前仍然是一个有着很大难度，但又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今后如何对这批古代岩画进行科学的研究，尚有待于方法与理论上的突破。
    与石丘墓、岩画大体上年代相近、互有联系的考古遗存，还有大石遗迹。西藏的大石遗迹大体上有独石、石圈和列石等几种形式，意大利学者G·杜齐曾对此有过比较简略的记述（注： G·杜齐《西藏考古》，向红茄译本第13～1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但由于地名音译的转讹、地理环境的变迁等各种原因，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考古调查确认的大石遗迹却几为空白。近年来，在文物普查中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一批大石遗迹，丰富了我们对这一类遗迹的认识。其中，发现于山南地区措美县哲古草原上的大石遗迹为一用砾石砌成的同心圆双重圆圈，内圈中央立有一独石，北侧有石砌的平台，其周围围绕着石丘墓葬，发掘结果表明其性质当属与墓葬祭祀有关的石祭坛一类遗迹（注：何强《“拉萨朵仁”吐蕃祭坛与墓葬的调查与分析》，《文物》1995年第1期。）。另外，前述阿里日土县阿垄沟石丘墓群也发现有一些与墓葬相对应的独立大石，上面刻划有武士印象， 应当也属于与墓葬有关的大石遗迹（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2～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最近在藏西阿里高原北部的措勤县、改则县和南部的普兰县一带也发现了一批独石、石圆圈之类的大石遗迹（注：1998～1999年在阿里地区考古调查中发现，资料尚在整理之中。），其中有的与石丘墓共存，当与墓葬有关；有的则独立存在于湖泊、雪山之畔，可能与佛教传入之前西藏土著宗教--本教祭祀湖神、山神的原始信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