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刘知幾(661—721)提出有关史家标准问题的“史才三长”论之后，就不断有学者续作讨论和发挥，并直接应用到史学实践中。经过宋朝的推扬，不但讨论得更为具体深入，而且终成史家标准论的不二法门。“史才三长”论的这一发展历程，从一个具体层面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深化演进的轨迹。但迄今为止，学界尚论述并不多见。故而笔者不揣谫陋，勉为试之，还请各位同仁批评是正!
    一、唐代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的提出
    才、学、识“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幾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史家修养问题的理论论述。考察中国史学发展史可知，最早关注史家修养问题的是春秋末年的孔子。他在评价前辈史家时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①在他看来，古代的“良史”在记录历史时都是直书实录、无所隐讳的。这就从撰著态度方面提出了史家修养的问题。同在春秋时期，楚国史官倚相也被其君称为“良史”，原因是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史籍，②这是从史家的知识结构方面来考察的。西汉末，博极群书的刘向、扬雄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③这又兼及史家的撰史才能与史书文笔等问题。显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史家修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丰富。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42岁的刘知幾任职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这是他第一次身为史官。寻迁左史，参与修撰起居注。次年(703)正月，刘知幾又奉诏与李峤、朱敬则、徐坚、吴兢等参与国史纂修。七月，朱敬则上表“请择史官”，强调史才之难“其难甚矣”，请求访“良史之才”，并给予他们“得行其道”④的条件保证。礼部尚书郑惟忠则向刘知幾询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答曰：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此即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为与其中更为具体的“才”字相区别，学界也多有使用“史家三长”这一称谓的。其实质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史家标准”论。对刘知幾的论述，“时人以为知言”。⑤但也显而易见的是，刘知畿并未明确解释才、学、识这三个史学理论范畴及其内在联系，而是以比喻的方式做出论述的，这就给后人进一步深入探索留下了空间。究其意，史才是指史家的撰史才能问题，史学是指史家的知识结构问题，史识则是包括史家正直无私、善恶必书的品德修养和撰著态度在内。⑥这不但是中国史学发展史，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才、学、识三长的范畴。
    七年后，刘知幾又在所撰《史通》中多次讨论“史才”问题，其中卷九《核才》开篇即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全篇专门对“史才之难”问题予以讨论，主旨即在“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可惜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时，尚未着手撰写《史通》，而《史通》写成后，又未能“修改删润”，进行“整齐划一的刊定”，⑦使得“史才三长”这一重要论述竟未能在《史通》中有集中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