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显而易见，随着由唐至元的时代发展和两宋时期史学的兴盛发达，“史才三长”论的理论内涵明显地呈现出不断深化、进步的趋势，不但对才、学、识三个范畴的内涵阐述得越来越具体、详细，而且三者之中识为最之意也被明确地揭示出来，这使才、学、识三个范畴之间又有了主次轻重之分、基础与核心之别，从而使“史才三长”这一史学理论的系统性更为严密。从外延方面看，“史才三长”论最初只是作为“良史”的史家标准而提出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到南宋时，人们不但在思想上打开了将其拓展应用于其他学术领域的思路，而且还在具体学术实践中，明确将其推广到史学之外，典型代表就是宋末民族英雄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一书，将原本属于史学领域的三长标准，向外延伸、推广，用在了教人如何学习古文之法的文学领域。这可见，清代袁枚将“史才三长”论又推广到诗学领域，并称“识最为先”，都可以在宋代学者这里找到源头。
    除了从理论上对“史才三长”论展开进一步探索外，唐宋元时期也直接应用这一理论于史学实践之中。就刘知幾本人说，他不但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而且也是第一实践者。此后，唐代的赵元一、白居易，或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或是用这一标准来为朝廷选拔史官。北宋王禹偁、刘安世、张扩，南宋洪迈、周必大、许应龙、真德秀、徐元杰、李曾伯、方逢辰等也无不如此。王十朋则要求学生从才、学、识三个方面，去讨论《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议论去取之际”和“用心处”，这当然也是对“史才三长”论的推广和应用。而宋高宗则以皇帝的身份，要求选择史官必具才、学、识三长。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终于成为史家标准论的不二法门。元朝史学不盛，但不论私人史家，还是朝廷选择史官，都沿袭了“史才三长”这一传统。而南宋后期的王柏，不但以兼具“才、学、识之长”赞誉蔡范，而且将“方大之德”冠于三长之前，最早开启了德、才、学、识“史家四长”的讨论，后来章学诚与梁启超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总之，在刘知幾以比喻的方式提出“史才三长”论之后，唐宋元时期都是“史才三长”论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但其文雄、学博、识通或称才胜、学充、识卓，“才、学固不易，而有识为尤难”的基本内涵得以确定下来，而且三长“具而用之，无不宜焉，岂唯史哉”的外延也被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而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论终成中国传统史家标准论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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