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1123—1202)在《辞免兼修国史奏状》中称：“史官之权，从昔所重。……臣三预编摩，两叨修纂，初无才、学、识之三长，以裨笔削。”(31)周必大(1126—1204)也曾请辞史官之职，但朝廷不允，原因是他“执简于编年，兼才、学、识之三长”。(32)周必大在《高宗实录误字》一文中，从正反两方面论曰：“史官宜用才、学、识三长，又须专任，乃无抵牾。近世止作兼职，人人为之。《高宗实录》成，尝求外祖王给事中靓列传观之，殊可叹。”(33)指出史官一定要专门选用才、学、识三长兼备之人，否则所修史书必然抵牾错出，并举例说《高宗实录》之所以会出现错误之处“殊可叹”的情况，原因即在于此。这是以正面讲道理和反面摆事实相结合的方式，强调史馆在选官用人时，必须秉持“史才三长”论的原则。
    而据李心传(1167—124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庚寅，宋高宗曾问宰执大臣：“三朝国史何日可进?”陈康伯对曰：“帝纪已成，列传未就。”高宗曰：“史官才难，刘知幾谓必具才、学、识。卿宜谨择之。”(34)这是以皇帝的身份，要求选择史官必具才、学、识三长。
    此后，许应龙(约1174—1264)《东涧集》卷三《袁甫除著作佐郎诰》、真德秀(1178—1235)《西山文集》卷十六《辞免兼修史状》、徐元杰(1196—1246)《梅野集》卷六《李性传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制》、李曾伯(1198—1265至1275间)《可斋续稿》卷二《谢尤内翰四六札》、方逢辰(1221—1291)《蛟峰外集》卷一《除著作郎诰》等文，都以才、学、识三长为史官标准，用许应龙的话说，就是：“专司论撰，非兼才、学、识之三长，曷膺是选?”(35)而朱熹三传弟子、浙江金华人王柏(1197—1274)在《悼蔡修斋》中，称永嘉学者蔡范“不沽直而不徇时”，“以节用爱人”，“以静重为威”，“直方大之德、才学识之长”。(36)从其全文可知，主要还是从史学方面讲的。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其中把“德”与才、学、识三长并列，并冠于三长之前。王柏如此做法，或许属于“无心插柳”的偶然所为，但无意间开启了“史家四长”讨论的渊源。不知后来同样信奉朱学的清代浙江会稽(今绍兴)章学诚，是否曾从中得到启发，从而在才、学、识三长之前，明确补以“史德”?而近代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虽然对这四个范畴的具体排序有所不同，对其具体内涵的阐释也有所差别，但仍然坚持把“德”冠于“四长”之首，与王柏的做法并无不同。
    在具体学术实践中，明确把“史才三长”推广到史学之外的，是宋末民族英雄谢枋得(1226—1289)。他编有《文章轨范》一书，共集录汉、晋、唐、宋之文六十九篇。每卷有小序一篇，讲明本卷录文要旨及为文之法。对每篇文章，各有批注圈点，“凡所标举，动中窾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37)其中卷六小序云：“此集才、学、识三高，议论关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叶水心(叶适)曰：‘文章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也。’人能熟此集，学进、识进而才亦进矣。”(38)内中辑录诸葛亮《前出师表》、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韩愈《柳子厚墓志》、元结《大唐中兴颂序》、柳宗元《书箕子庙碑阴》、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辛弃疾《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李觏《袁州学记》、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范仲淹《岳阳楼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相关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但也毋庸讳言的是，没有一篇属于正规的史学文章。由此可知，谢枋得已经把原本属于史学领域的才、学、识三长标准，用在教人如何学习古文之法的文学领域了。清代袁枚(1716—1797)曾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39)郭沫若指出：袁枚将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40)而从上述内容可知，袁枚“诗亦如之”“识最为先”的两层论述，都可以从宋代学者这里找到源头。
    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终于成为史家标准论的不二法门。元朝史学不盛，但不论私人史家，还是朝廷选择史官，都沿袭了“史才三长”这一传统。由宋入元的文学家王义山(1241—1287)为北宋初期著名学者王禹偁之后，他曾指出唐朝杜佑《通典》、北宋官修《续通典》都“有可议者”，但随即又谦称：“余何人，斯无才、学、识之长而敢论史?多见其不知量也。”(41)金元时期，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1249—1293)在送王之才赴史馆编修时，盛称王之才“擅才、学、识”，认为他担任史馆编修一职，是“公躭史癖今史荣，奸魂夜哭崔浩直。善恶磊磊轩天地，笔头休放波涛息”。(42)对三长兼备的王之才寄予了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