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元时期对“史才三长”论的讨论发挥
    对刘知幾关于“史才三长”亦即史家标准的论述，在他之后的唐朝学者，就已不断有人继续讨论探索。从笔者所见资料来看，最早直接沿用才、学、识三长概念来讨论史官、史家标准的，是唐德宗时期的史馆官员赵元一。建中四年(783)十月，因泾原兵变，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直到次年八月才重返京城长安。事后，赵元一写成《奉天录》四卷，“总纪其事”，成为记载唐德宗避难奉天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序中说：“史官之笔，才、识、学也。苟无三端，难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窃凤皇之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⑧虽然他所说“才、识、学”三个概念的前后顺序与刘知幾所论稍有不同，但总的来看，他不但赞同刘知幾在八十年前提出的“史才须有三长”的观点，而且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也正因此，其书内虽间有失实之处，但“叙事记言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可据以考订事实真相”。⑨
    此后，著名文学家自居易(772—846)也讨论了史家标准问题。他在《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中说：“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今兹命尔，其有旨哉!……尔先父尝撰《建中实录》，文质详略，颇得其中。尔宜继前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⑩这里一方面强调史官“甚难其选”，提出史官必须是“雄文”“博学”和“通识”三者兼备，否则就是“无以称命”，也就是不称职，这与刘知幾探讨的才、学、识三长一一对应，他虽然没有进一步指明怎样才能算是文“雄”、学“博”、识“通”，但这一提法显然要比刘知幾以比喻形式的探讨更为具体；另一方面，白居易同时也是以其标准来选择史官的，他认为授予沈传师史馆修撰一职是“其有旨哉”，即符合“雄文”“博学”和“通识”的三长标准，希望沈传师“继前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这与刘知幾所说的“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也是相应的。
    但是，白居易并没有提到刘知幾、《史通》和三长等名词概念。他是真的受到了《史通》的影响，还是暗合于《史通》而英雄所见略同呢?答案应该是前者。因为除对史家标准的探讨外，白居易还高扬刘知幾在《史通》中所大声疾呼的“直笔”“实录”精神，对此，张少康、刘三富认为：“白居易提倡‘直笔’、‘实录’，当然是由司马迁《史记》写作中的实录精神而来，但其直接思想来源则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11)陈允锋沿着这一思路，从史家精神与创作主体的品格、史家笔法与诗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详细考察了白居易诗学思想与刘知幾《史通》的具体关系。(12)这可见，白居易与刘知幾《史通》有着莫大渊源。可惜的是，白居易也和刘知幾一样，并没有对他自己所说的“雄文”“博学”“通识”的具体标准展开论述，相反，他甚至比刘知幾对才、学、识三长的论述更为简略，这实在令人遗憾。
    唐代后期，自称是韩愈四传弟子的孙樵也对史学问题多有论述，(13)代表作即其《与高锡望书》。对孙樵此文，清代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它与《史通》的关系。清乾隆三年(1738)完成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二一收录了这篇文章，并在后面附录有清人储欣的评论：“史法略具于此，当与刘子元《史通》诸议论参看。”(14)此论言简意赅，既说明了二者的渊源关系，也说明了孙樵对《史通》有所发展和补充。其中起首所论涉及史才问题：
    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扬雄)。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韩愈)。吏部修《顺宗实录》，尚不能当班孟坚，其能与子长、子云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独，意语横阔。尝序义复冈及乐武事，其说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意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足下齿发未及壮，其所得如此，则不知子长、子云当足下年齿时，文章果何如也?(15)
    这里所说的“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与刘知幾回答“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时所说的“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的论述，及《史通》卷九《核才》中说的“史才之难，其难甚矣”等论述，意旨相同。后面讲到的文字表述效果：“其说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意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史通》卷六《叙事》专门谈到史书的文字表述问题，主张：“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两相比较，孙樵显然是在刘知幾的基础上再做发挥，只是他这里所谈的主要是具体的写作才能问题，即才、学、识三长之中的“才”，而非总体讨论“三长”问题。
    两宋时期史学发达，对“史才三长”论的讨论发挥更多，不但对其理论内涵阐述得非常详细明了，而且还很有深度。重要者，如北宋前期著名学者杨億(974—1020)说：“窃以良史之任，历代所难”，认为良史必须“通倚相(邱)[丘]、索之书，专羊盻《春秋》之学，博物稽古，多识旧章，变例发凡，深穷微旨；加以书法不隐，有骨鲠之风，多闻缺疑，无胸臆之论；三长之才识兼备，六家之论议所宗”。(16)杨億所说的三长，显然与他前面所说的“通倚相丘、索之书”等具体举例性要求有内容重合之处，因而由此也可知他对三长的一些具体认识，即在“学”方面必须“博物稽古，多识旧章”，在“才”方面必须“变例发凡，深穷微旨”，在“识”方面必须“书法不隐，多闻缺疑”。毫无疑问，他的认识与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和《史通》中的有关论述是基本相同的，但他的具体说明则显然要比刘知幾的比喻式论述更为贴切得多。这是刘知幾之后，较早地对其“史才三长”论进行讨论发挥而提出的具体见解，拓开了后人对这一史学理论范畴的继续探索之路，值得重视。
    苏颂(1020—1101)在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二月作《吕舍人文集序》，内中称吕夏卿(字缙叔)“少通经术，长而刻志史学，仕宦三纪，始卒史官，故其立言创意，深微婉约，不戾经传之旨”。“大抵独得胸襟，自成机杼，辞虽精奥而不取奇僻，理虽切著而不事抑扬。……其爱君忧国之虑远矣……表善抑奸之意切矣……明识独见，劝惩之意深矣。刘知幾有云：‘文之与史，其流一焉。’观缙叔所叙，汪洋闳衍，体制不一，然博学多闻，拾遗补艺，发幽隐，甄是否，使读之者知善恶之所归，其三长之最欤?”(17)这既是以三长称颂吕夏卿，同时也是对三长这一理论范畴进行讨论发挥。关于三长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刘知幾并没有明确解说。按照苏颂的理解，在“才”方面，为文记事必须“辞虽精奥而不取奇僻，理虽切著而不事抑扬”；在“学”方面，必须“博学多闻，拾遗补艺”；在“识”方面，必须“立言创意，深微婉约，不戾经传之旨”，“独得胸襟，自成机杼”，“爱君忧国之虑远”，“表善抑奸之意切”，“明识独见，劝惩之意深”，“发幽隐，甄是否，使读之者知善恶之所归”。在苏颂看来，做到了这些，就是三长兼备，而且是“三长之最”。这是第一次提出“三长之最”的说法，对后人对这一史学理论的继续探索，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为文铲剔瑕颣、卓诡不凡，能够下继欧阳修的刘弇(1048—1102)，则在策问中以三长发问云：
    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自刘知幾著“三长”、“五不可”之论，而操笔之士，卒莫有非其说者。
    夫裒掇旧典，考览世故，成书既往者，信已难矣，而出乎其后者，又或恕心不存焉，耀己所长，訾累前作，迨如东家之矛、西家之盾，莫足以相入。是故，“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之诋马迁者以此；“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蔚宗(范晔)之诋班固者以此；而刘肃则并与二、三子而诋之，其论马迁也，与固之说略同，以为“班固序废兴则茂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蔚宗诎公才而采私论，拾典实而饰浮言”。由此观之，则是从事乎史者，类非全才也，可乎?
    夫史之难既如此，而后世至乃取东观多为之员，举一代之事而责之以抄撮之众手，自以为庶几制作矣。今考诸(唐)太宗之《晋(书)》、令狐(德棻)之《周(书)》、魏王(魏徵)之《隋(书)》、五代刘氏(刘昫)之《(旧)唐(书)》，其失殆有甚于数子者，亦何啻十一而千百之耶?诸君刓精史学久矣，若固之讥迁、晔之讥固，果亦有在于是乎?知幾之论、刘肃之评，如何而后可以无憾也?如曰不若成之众手，则历代之弊已如此矣，亦奚足以胜议哉?要必有折衷焉而不苟者。愿揆之少一字诸君。(18)
    这篇策问主要向士子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史才问题，一是史馆集众修史问题，但无一例外都是刘知幾和《史通》中提出的问题。策问的第一句话“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虽然用的是唐代孙樵的原话，但前文已经指出，这句话本身即是从刘知幾而来，而策问也随后就提到了刘知幾三长之论。策问的意思很明显，对刘知幾的三长之论，“操笔之士，卒莫有非其说者”，都认为史家必须具有三长，但大量事实表明，“从事乎史者，类非全才”，因此策问要求士子们回答，“如何而后可以无憾”，也就是史家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三长兼备，“全才”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史馆集众修史的弊端，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以“五不可”明确提出批评，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史馆修史；刘弇这篇策问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坚持史馆修史，同时指出唐朝、五代时期官修诸史的失误也不在少数，他要求士子们回答，如何才能避免集众修史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