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左”的苗头及其发展
    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
    1951年9月，我国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首先是从北京、天津的教育界开始的。这年9月下旬，京津两市22所高等院校教师三千多人，开展了以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向京津两市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现身说法，从自己的家庭谈到当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心内容是要知识分子把立场从资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注：参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71页。）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样，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的教师和高中以上的学生相继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以后，这一运动结合“三反”运动，又在各高等学校深入了一步。195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中提出：“在三反运动中，当师生员工群众，通过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的事实，已经发动起来，学校中已经形成了领导核心之后，应即转入以大部分力量并有准备地在教师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小部力量在职员工人中进行反贪污斗争。在教师中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严肃的，自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今天看来，这种做法显然是“左”的。即使在当时，也已造成了一些严重后果。就在这个指示中，有一条特别提到：“有些地区学校在三反中已发生教师自杀事件，各地对此必须警惕，妥为防止。”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5%-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样做我们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各地可参考北京、上海经验，掌握适当比例，防止‘左’或‘右’的偏向。”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人人过关、定指标、按比例的现象，建国初期早就有了先例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左”的苗头，不仅没有被认识，而且作为成功的经验在到处传播着，继续发展着。
    三、思想文化界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
    建国初期，思想文化界还单独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三次：一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二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和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三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1.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是清末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出身穷苦，曾因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和愚弄，因而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下决心为穷孩子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终生努力。他采用了他所知所能的方法：讨饭、做天红、唱小曲、变戏法，以及出售一种用拾来的破布断线缠起的“线蛋”玩具等，积钱修“义学”，终于在晚年办成了三个“义学”。当然，这对改变广大穷苦百姓的悲惨命运是于事无补的，反而被统治阶级利用为一种点缀。尽管如此，武训的行为代表了广大穷苦人民对文化的一种渴求。因而近一个世纪中，朝野都把这一“行乞兴学”的义丐传为美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更对武训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在1944年把这一题材推荐给当时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著名导演孙瑜先生。
    武训的事迹也深深感动了孙瑜先生，使他念念不忘这一历史题材。1945年赴美时，身边带着陶行知先生赠他的《武训先生画传》和他自己初拟的简单的“剧情梗概”。1947年秋，在回国的太平洋途中，孙先生开始写分场剧情，并于1948年元月底，赶写完毕。经过孙先生和电影界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的共同努力，《武训传》终于在1948年7月开拍。不久，上海解放，《武训传》的拍摄中断。1950年初，孙瑜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对剧本作了重大修改，并经当时“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党的领导同志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研究批准，决定继续拍摄，并于1950年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