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战线上最大的一件冤案。溯其根源，则要从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讲起。
    30年代抗战前夕，在左冀文艺工作者内部，以鲁迅、胡风等为一方，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以周扬等为一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实践的历史证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而国防文学，只要经过正确的阐释和把握，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由于宗派情绪作怪，双方互相挑剔，各不相让，纠缠不休。此外，在其他一些文艺理论问题上双方又有分歧，并不断展开论争。虽然由于鲁迅逝世，胡风等人显得势单力薄，但直到全国解放前，争论的双方是平等的，各自以自己掌握的刊物为阵地，进行批评和反批评，谁也没有给谁下政治结论，而且也能共同对敌。全国解放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的一方掌握了文艺界的领导权，并利用这一优势，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独占者自居，把胡风判定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代表，把胡风的文艺思想判定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企图压服对方。然而压而不服，却引起了胡风等人更大的反感和反抗。胡风及其支持者在私人之间的通信中，很多在公开场合不能说或不便说的牢骚、私愤便以隐晦的、攻击性的语言表现出来。
    1954年3月至4月，经过和自己的支持者商讨，胡风将自己的文艺主张夹杂着对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牢骚和反感，还用了一些过头话，写成了一份题为《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30万言书，按正常组织手续面交当时的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这份报告被看作胡风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发动猖狂进攻的反革命纲领。
    不久，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被发现，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尽管胡风及其主要支持者总的倾向是革命的，但小集团意味很浓，而他们的个人历史或其家庭多少都有些不够清白，当时对这些非常看重，再加上某些误会，于是这些私人通信被当作了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证据。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5月18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5月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和《必须从胡风事件吸收教训》的社论。从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除利用报刊、广播和群众集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批判、声讨外，还在全国开展了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78人中，到1958年5月，给予撤职、劳教、下放等处理的61人；13人撤职降级另行安置工作；胡风及另3人都被判徒刑。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才基本搞清楚这一历史的真相；1988年又决定进一步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平反，才彻底了结这段历史公案。（注：可参看中共中央1981年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决定和公安部等单位关于这一案件的复查报告。）
    四、潜在的危机：不正常的心态
    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左”的苗头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发展的，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知识分子错误的基本判断和估价早就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在建国初期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不仅没有被认识，反而有所强化；
    第二，运用群众性政治运动解决思想认识分歧已经成了一种惯性，并逐步发展为一套运动群众的程式，其中包括人人过关，定指标、按比例等荒谬做法；
    第三，用狭隘的阶级分析法和简单化的逻辑方式对待复杂的思想意识问题和学术论争。法制形同虚设，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和论断主宰一切已见端倪；
    第四，处理手段不断升级。在《武训传》的批判中，主要是动用舆论力量，组织处理少见；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组织处理的规模和数量都增加了；而在胡风一案中，更是空前地动用了专政工具。
    这些运动不仅直接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知识分子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人人失去自信，噤若寒蝉，不仅不敢说真心话，甚至连思维也只能按照某种模式进行。就是说，连想也不敢想或不愿想了。这种心态，使人们在错误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力，从而“左”的路线可以越演越烈，并最终酿成“文革”悲剧。
    巴金先生晚年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过电影式的总结，都记录在五集《随想录》和其他后来出版的文集中。感谢巴老的真诚和坦率，他的五集《随想录》为我们研究知识分子的心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