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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左”的苗头及其对知识分子心态的影响(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姚礼明 参加讨论

在回忆50年代的情况时,巴老说:“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注:巴金:《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怀念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在回忆反胡风运动时,巴老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我在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1955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1955年2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为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却会成为批判的对象,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少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注:巴金:《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怀念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175页。)
    正是这样的气候,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心态,使善良的人也会张牙舞爪,诚实的人也只有睁着眼睛说瞎说,无知的人更容易被驱使,被煽动。这怎能不演出悲剧呢?巴老这种严于责己、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难道不使那些文过饰非者汗颜吗?
    萧乾先生80年代复出后,也曾对50年代的一些事情作了回忆。其中有一段话说:
    在50年9月,在突然接到通知,参加由刘宁一率领的一个访英代表团时,我感到的毋宁是紧张。我只是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接受这一任务的。那时出一趟国,可隆重了。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全体团员。然而就在出发的头天深夜,我那个单位的领导来电话通知我说,代表团照样走,我则不要去了。次日,那位领导又更加明确地对我说:“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思就是我是不适宜出去。
    当时,我刚离开英国没几年,许多人都还健在。自从接到通知,我一直在嘀咕,万一人家来拜访,我回访不回访?文革期间,从旁人的特嫌事例中,我更加认识到那次没出去,对我是大好事。然而这件事始终在我心上留下个阴影。它清楚地向我表明,我是不被放心的。
    79年初夏,当作协通知我,要我准备9月访美时,我的反应是复杂的。首先,这说明:对我个人政治上的估价有了变化。当然,我绝不认为非出国才算受到信任。只是由于50年那段经过以及事后那段训话,79年这个通知对我的意义才远远超出事情本身。
    ……行前东道主聂华苓打电报来,指定要我作十分钟的演讲。上级并没要求我送审,我还是把它逐字写出,送了上去。同行的是位老党员,我决定一路上一切由他掌舵。到了美国,他决定废掉我那篇经上级审定过的讲稿,由他另起炉灶。我也没二话。后来还是由于他写的稿子一个小时也讲不完,这样,才决定仍用我的那篇。我只坚持作为两个人的联合发言。
    在美国,我要同他在一道活动。个别大学(如哈佛)只请了我一个人,我立即回信谢绝,直到他们改请二人,我才接受邀请。(注:萧乾:《改正之后》,原载《现代人》1985年创刊号,转载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
    人就这样就成了木偶,50年代的阴影,直到80年代初仍未能完全从人们的心头抹去,历史的进步是何等的步履维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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