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50年代的情况时，巴老说：“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注：巴金：《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怀念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在回忆反胡风运动时，巴老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我在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1955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1955年2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为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却会成为批判的对象，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少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注：巴金：《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怀念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175页。）
    正是这样的气候，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心态，使善良的人也会张牙舞爪，诚实的人也只有睁着眼睛说瞎说，无知的人更容易被驱使，被煽动。这怎能不演出悲剧呢？巴老这种严于责己、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难道不使那些文过饰非者汗颜吗？
    萧乾先生80年代复出后，也曾对50年代的一些事情作了回忆。其中有一段话说：
    在50年9月，在突然接到通知，参加由刘宁一率领的一个访英代表团时，我感到的毋宁是紧张。我只是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接受这一任务的。那时出一趟国，可隆重了。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全体团员。然而就在出发的头天深夜，我那个单位的领导来电话通知我说，代表团照样走，我则不要去了。次日，那位领导又更加明确地对我说：“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思就是我是不适宜出去。
    当时，我刚离开英国没几年，许多人都还健在。自从接到通知，我一直在嘀咕，万一人家来拜访，我回访不回访？文革期间，从旁人的特嫌事例中，我更加认识到那次没出去，对我是大好事。然而这件事始终在我心上留下个阴影。它清楚地向我表明，我是不被放心的。
    79年初夏，当作协通知我，要我准备9月访美时，我的反应是复杂的。首先，这说明：对我个人政治上的估价有了变化。当然，我绝不认为非出国才算受到信任。只是由于50年那段经过以及事后那段训话，79年这个通知对我的意义才远远超出事情本身。
    ……行前东道主聂华苓打电报来，指定要我作十分钟的演讲。上级并没要求我送审，我还是把它逐字写出，送了上去。同行的是位老党员，我决定一路上一切由他掌舵。到了美国，他决定废掉我那篇经上级审定过的讲稿，由他另起炉灶。我也没二话。后来还是由于他写的稿子一个小时也讲不完，这样，才决定仍用我的那篇。我只坚持作为两个人的联合发言。
    在美国，我要同他在一道活动。个别大学（如哈佛）只请了我一个人，我立即回信谢绝，直到他们改请二人，我才接受邀请。（注：萧乾：《改正之后》，原载《现代人》1985年创刊号，转载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
    人就这样就成了木偶，50年代的阴影，直到80年代初仍未能完全从人们的心头抹去，历史的进步是何等的步履维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