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话语权力下的整体化要求
    元明清三代皇权专制都是通过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来掌握思想的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在国家哲学控制下。由此形成了政治文化的概念,“既包含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8](p7),即道统与政统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永乐初,开始了系统的意识形态建设,编制《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标志着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得到全面确立,并达成道统、政统的合一。
    明代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较大变化发生在永乐以来的台阁体制下。台阁文人在思想建构中把道学与政事统一起来,视为一个整体。商辂《草庭诗序》讨论政事与道学之间的关系,认为道是治之本,志于道可以培育仁心,推而极之,即是政道。道德与政事是体用关系,体用一源,对道而言,行道、明道是一样的,只有得位与不得位之别。后世始分为二,依傍道德者鄙功业为庸俗,驰骛功业者斥道德为玄虚,这种相互鄙斥的态度造成了道德与政事的分裂。[9](卷四)作为得位者,台阁官员关注的中心是政事,即“举而措诸天下”,道德在完成了理学意识形态化建构之后则不需要论证,只是作为隐藏的不需言明的思想存在。而且道德是只有“纯乎圣贤之学者”[10](卷二,《与韩知府焘》)才足以当之,道德是高悬在上的准则,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下的实践活动。
    台阁文人建立了一套文治方案,从而树立了台阁的思想、政治和文学权威。杨士奇曾论及这种文治思想:“文章、政事本出于一,文章之可施行者即谓之政事,政事之有条理者即谓之文章。”[11](卷四十。《北潭稿序》)杨荣提出“经术之优,推之足以裨世用,文辞之美,达之足以饰政治”[12](卷十二,《送浙江左布政黄敷仲之任序》)。陆深《北潭稿序》将台阁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11](卷四十,《北潭稿序》)可以看出他们所建立的文治思想是以“通达政务”、“裨世用”为主,又以“柢经据史”为思想根基,使文学足以修饰政治。这是儒学应有之义。杨守阯《送按察佥事林君序》云:“宇宙间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用宇宙间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圣贤穷理尽性,而尽人物之性,视天下之事礼乐、刑政、钱谷、甲兵之属无一而非吾职之所当为,故讲之有素,处之有术,如有用我,举而措之耳。”[13](卷一)“穷理尽性”的自然延伸便是视宇宙间事为自己分内事,举凡一切实政无不在其把握之中,施之于政,便足以开物成务。这种论述在台阁作家文集中比比皆是,显示出理学对明代政治的巨大影响,已成为士人的普遍认识和信仰。在官僚文化中,政事是第一位的,谢铎《复姜漳州》:“政以道之在圣门,治道为第一义。”[14](卷三十五)天下之理原于心,理涵括一切,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法则。故理不外于心,不外于物,但理散于万物,并不等于万物皆合于理,这是人性差异所致。所谓“政”就是将存于心的理贯彻到万事万物中去,以“合其异,归其同”,故不论是道学、文学,还是经史、文章都要归结到政事当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学与政事结合在一起,并以文章为附属,形成了台阁文学国家主义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念一直以集体信仰的方式存在。台阁官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以维护这种建立在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的制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就是“以文学饰政事”。[15]明初是在重吏治、轻文学的背景下进行讨论的,而台阁大臣则要扭转这一局面,故正式提出并成为台阁官员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则始于永乐。王直《文敏集原序》云:
    国朝既定海宇,万邦协和,地平天成,阴阳顺序,纯厚清淑之气钟美而为人,于是英伟豪杰之士相继而出,既以其学赞经纶,兴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复发为文章,敷阐洪猷,藻饰治具,以鸣太平之盛。自洪武至永乐,盖文明极盛之时也。[12](卷首)
    台阁文人的理想是集政事与文章于一身,这是台阁文学的核心思想,因其基于儒家的文治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洪武年间虽然产生了以儒道行治道的主张,但“政事”的概念没有出现,而是只重吏治。这种法吏之治造就了大批循守法律、谨重自奉的官员,文学则没有相应的空间。永乐以来,台阁文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主义文学体系,“以文学饰政事”遂成为主流观念,集政事与文学于一身,支撑起台阁文学的大厦。①尽管台阁文学并不完全否定文学,但却主要强调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所谓“敷阐洪猷,藻饰治具”,正是对二者关系的清楚界定。对于较为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他们甚至是排斥的,杨士奇在与仁宗的一段对话中,提出“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16](卷二,《圣谕录》中)。这种对纯文学的排斥态度代表了台阁文人的典型心态,那么,文学的地位何在呢?台阁文人发展出三种理论,一是完全在传统诗学理论下强调吟咏性情的合理性,虽视诗歌为末事,但亦不可无,为诗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空间。二是实用文学观,先道德而后文艺,道为本,文为用。三是“余事为文”,成为台阁文学的典型论调,盛行一时。
    台阁文学最为推崇欧阳修,把他视为政事与文章相结合的典范,杨士奇《王文忠公文集序》提出行为本,文为末,他举出欧、苏作为代表,正是因为二人首先有“立朝之大节”[17](卷十四),其次才是其文。但后来的议论却日益严苛,程敏政《金坡稿序》引用朱熹批驳欧阳修只知政教出于一,不知道德、文章不可为二之言:“夫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蕴之为道德,发而为文章,皆是物也。”[18](卷二十八)丘浚《云庵集序》云:“后世言文者歧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论文、以文论人之说,其意盖谓以人论文若欧、苏之俦,颛颛焉以文名天下。以文论人若司马文正公文名虽不及欧、苏,然心术正,伦纪厚,持守严,践履实,积中发外,词气和平,非徒言之为尚也。”[19](卷九)可见政事论在永乐以来的台阁学术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甚至到了严苛的程度,连作为典范的欧阳修也不符合政事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