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融通、破障与新的分裂
    罗洪先在《龙场阳明先生祠记》一文中梳理出了王阳明学术思想的三次变化,一变而为文章,再变而为气节,终悟得良知之学,是明代士人思想转变的典型代表。[44](卷五)从自身经历出发,王阳明对学术分裂之弊也有深刻批判,《与顾东桥书》指出自圣学湮没之后,各种学术纷争并起,分裂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分裂后的学术“千径万蹊”,使人无所适从,不知圣门归一之学。正是看到学术分裂的严重景象,王阳明欲以心学统之,使归于圣人之道。[45](卷二)
    良知之学既是身心性命之学,又是开物成务、经世济民之学。个体只有变化气质,悟得良知,达到不动心、不动气的境界,才能应世。王阳明屡次讲到这个问题,如《与王纯甫》:“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45](卷一)王畿《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引述王阳明之言:
    师曰:致知在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实用力处。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勿欺勿忘,触机神应,是乃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然而我无与焉。[46](卷十三)
    只有超越利害毁誉,不搀杂任何假借之心,顺应万物之自然,才是良知之妙用。而这正是慷慨激昂的文学之士和空言明道的儒学之士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就此而言,王阳明确实为明代士人树立了一个超越自我、去除蔽累之心的榜样。陈来说:“只有真正了解阳明正德末年经历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对的严峻的生存考验,我们才能了解良知学说对阳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纯粹伦理的意义,而涵有生存意义上的智慧与力量。”[47](P230)变化气质,悟得良知可以使士人超越气节、文章之学的遮蔽,就这个意义而言,王阳明心学不仅是一套完整的思想建构,而且具有应对现实的实用功能,其中所包含的人生智慧与力量确实能够给面对现实的士人提供人生指南。
    心学肩负着安顿自我与开物成务的双重使命,变化气质只是开端,更重要的是以悟得良知之心从事经世济民之业。他们提出“政学合一”的主张,主张悟得良知便“道在其中”,便可以“政学合一”。王畿曰:
    良知不学不虑,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是非之则也。良知致,而好恶公,则刑罚当,学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学之道,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恶尽之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意之诚也,好恶无所住,心之正也,无住则无僻矣。身之修也,好恶公于家,则为家齐,公于国与天下,则为国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学在其中矣。[46](卷八,《政学合一说》)
    他的主张得到了阳明后学的认同,王艮:“夫学外无政,政外无学。”[48](卷下,《再与林子仁》其二)欧阳德:“政学本非二事”,“政与学有二乎?良知酬酢变化而万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学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广业,政也者,致其知于事也”。③“政学合一”是对“以文学饰政事”的超越,不仅超越了国家主义背景下意识形态化的经世论,也超越了文学之士对政治的激情投入和悲愤结局。在更高的层面上,良知之学不仅解决个体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更在用世层面解决了士人如何应世的问题。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之学以内在理路的方式出现,以此改变人心,使之向善,同时又有外在路径的一面,平辰濠之乱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伟大事功。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学家,将心性与审美结合起来,超越了文人的审美方式。至此,良知之学获得了统一学术的力量,道德、事功、文章、气节均统一于良知之下,既改变个体气质,又以积极入世的面目出现,从而获得了一统学术的号召力。但学术思想的整体化努力依然无法改变学术分裂的现实,心学本身后来就分裂为求圣狂者派、归寂派、求乐自然派、事功进取派[49](P336),并且心学在进入官场并被接受的过程中也被工具化了,成为官员满足自我的手段。内在超越如何转化为外在事功是一个永恒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在明代也同样如此,即使有王阳明提出良知之学以重建学术体系,并成为士人的典范,但也仍然无法转化为现实力量,建立一个整体统一的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体系。学术分裂依然在持续着,晚明政治一片混乱,所谓政事、事功离士人理想越来越远,气节也渐陷于党争,相互倾轧,文学则以自我解脱为目的,不再以精神超越为理想追求。聂豹更进一步详尽分析了分裂后的学术各执一偏,一叶障目,不能抵于大道:
    或问:“今之学者何如?”曰:“今世之学,其上焉者则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识障。讲求义理,模仿古人行事之迹,多闻见博学,动有所引证,是障虽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从知识入,均之为知识障也。”[50](卷十四,《辩诚》)
    聂豹深入分析了学术分裂现象,指出胸有所障,故见有不足。在道理障、格式障、知识障中,知识障即李贽《童心说》中所说的“道理闻见”[51](P84)。所谓“义理”一旦成为固定的模式,不能“随事变以适用”,“格式”不能顺应时势,造成义理之学的僵化。至此,有关学术分裂的思考已经进入思想最隐秘之处,指出知识对思想的障碍,摆脱障碍就成了思想保持精进的必由之路,从而引发了晚明思潮中对心性自由和灵明一窍的推崇。在这样的观照背景下,气节、文章固然高于世俗,有过人之处,然“道学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于内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气之盛以有为于世者”[50](卷十四)必不能达到超越境界。
    晚明文人的精神追求以自得、解脱为中心,但客观上刻意保持、维护血气之知。李贽大胆宣称:
    此乐现前,则当下大解脱,大解脱则大自在,大自在则大快活。世出世间,无拘无碍,资深逢源。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故学至于游艺,至颖,不可以有加矣。[52](P4)
    可作为晚明士人精神的自我表白。这样的人生境界完全以个体受用为中心,求得大解脱、大自在、大快活,既有心性无执的畅适,也有享乐的成分。政治斗争充满血气、意气、欲望,经历了明初至嘉靖以来的痛苦,一旦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可以找寻到一个安放自我身心之所,文人便开始抛开令他们痛苦、妨碍他们获得解脱的政治。正如袁宏道所言,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总是放不下功名,不论是身在政治之中,还是在政治之外,总是抱有幻想,总是希望有明君贤相能够容纳豪杰之士,因此总也说不出如此明白彻底的话。朝政并非是奸臣所坏,即使是智足以知假气魄伪节义的君子只能混干将、楩梓、骐骥、凤凰于庸众之中,不能识别真丈夫。既然如此,英雄豪杰亦不必出而应世,唯一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只有走出刀山剑树,放开性灵,得大解脱,以其灵识透达圆融自足的精神世界超然于世俗之上。[53](P704-705)至此,“以文学饰政事”的论题不再成为士人关注的问题,甚至被完全解构了。明人对李梦阳的斗争精神极为推重,几于赞不绝口,但到了晚明,对气节也有了不同的看法。袁小修《余给谏奏议序》:“古人谓人才当以气节为主。予谓以气节名者,非士君子之得已也。节持于气,气也者,如火热,发而莫已其焰者也。……惟君子者,其气激而不平,名根太重,成心不化,以至龙战玄黄,其害孔亟。”[54](P464)气节只是士君子不得已的行为,由于火气太重,名根太重,实际上有碍于自适自得的人生追求。
    从阳明心学中获得启迪,经过一系列转化,晚明文人逐渐摆脱一切束缚,抛开了儒家思想中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形成了以个体生命解脱、自适为中心的生命观念。以此为中心,晚明士人对道德、政事、气节、文章一一加以解构,却无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化的学术,因为这本不是他们所追求的。
    考察明代学术思想体系整体建构与分裂的历史可以为我们认识明代思想文化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从而避免单一学科视野的局限。通过简要疏理,我们发现,学术思想的整体建构由于获得了理学思想的支撑而具有深厚精神内涵,明代学术正是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当理学思想意识形态化之后,这种努力转而成为思想控制的力量,造成思想文化的虚伪化、工具化,限制了思想活力,于是学术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分裂对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有破坏作用,同时也是重建思想文化的努力,为社会思想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但是,这种重建的努力往往被政治和现实的力量消解,无论复古文学还是阳明心学都在现实面前表现出无力之态。由于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超稳定性,分裂后的学术无力建构一个完整的足以对抗理学的思想体系(心学在总体上也是宋明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的反抗只能是局部的、分散的,只能对旧体系起到解构作用,而不能建构出一个新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