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气节、文章对整体化学术的突破
    弘治、正德以来,郎署文学崛起于文坛,以复古号召天下,打破了台阁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复古文学的意义不仅止于文学,更为突出的是打破台阁道德、文章、政事一统的局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理学,抨击虚伪化道德;二是以对文学情感的重视和对既有规范的挑战冲决了以政事为中心的文学体系;三是以激昂的政治热情对抗旧有政治格局、政治理念、官僚风习,以气节著称于世。至此,一体化的学术分裂为气节、文章。彭黯《欧阳恭简遗集序》:“弘治时,主上右文,图理甚盛,是以鸿藻之客、石画之夫,翔起南北,蔚乎龙兴而云蒸也。”[25](卷首)这种“右文”局面无疑激起了士人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抱着献身精神,投身现实政治。政治上以风节自砺,显然与台阁文学政治上的宽博、务为优容甚至明哲保身不同;文学上以敦朴道古为标志,也与台阁文学的雅正雍容不同。
    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派文人投身政治斗争,以激切敢言的精神打破了台阁文人的政治涵养论。李梦阳并非不食“政治烟火”,对此他一直保持着清醒。他在现实政治与人格理想的矛盾之中没有退缩,反而以一种近乎僵化、教条的理想主义精神投身斗争,以一种抗拒世俗、批判世俗的勇气与残酷的官僚政治进行抗争。对他来说,以为官入仕实现自身价值已经不重要了,他将功名富贵置于身后,以超越世俗的精神实现自我价值。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对精神人格的高尚追求,相信“积久而通,小大必获”,因而能够“不躐其等,不计不必”[26](卷四十二,《钓台亭碑》),在现实面前不甘屈从,敢于抗争。弘治间文人政治的普遍特征是对志节的推崇,所谓政业、文技反倒在其次,后来人们对复古派的推崇也多集中在这一点上。弘治间郎署官员表现出与台阁大臣不同的政治品格,如王九思自称“当世之狂人”②,这不是非理性的冲动,而是充满理想主义精神、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尚人格的追求和对道义的坚守。不论在儒学思想还是在现实政治中,政事高于文学是自然的,故当文人以文学与政治抗争时其失败便是必然的。但他们又不愿屈身以从,宁愿以志节名世,以文学名世。李梦阳虽然反对理学,但他所反对的仅是理在现实中“性行有不必合”,其思维方式仍是理学的。可见,他所追求的便是性行相合的人格完善。他曾说:“尝自负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贵死生毁誉动心,而后天下事可济也。于是义所当往,违群不恤;豪势苟加,去就以之。”[26](卷六十三,《答左使王公书》)这成就了李梦阳孤傲不驯的品格和直言敢谏的政治勇气,奋不顾身,备受摧折。其实不仅李梦阳,弘治、正德间的士大夫特别是复古派中人差不多都具有这种特点,可以说,他们内心都横亘着一个绝对的理——特别是建立于其上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包括精神信仰、人伦关系、政治伦理,因此他们对理学中天理的批判仅止于其现实境遇中的虚伪化,走的仍是外在路径。但不可否认气节在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晚明赵南星曾说:“余平生喜谈节义事,以为节义生于廉耻,廉耻生于是非,是非生于知觉天下将乱,则人鲜节义,然天地之正气不绝,必有一二矫矫者出焉,笄袆之流时能伏清死节,故邦家有兴亡而宇宙无成毁。”[27](卷八,《终慕录序》)气节是天地正气,欲救天下,必须有“伏清死节”之士起而矫之,不仅有关邦家兴亡,更关乎宇宙之存在。气节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政治中的作用应作如是观,而不能仅视为士人一时的冲动。
    在他们的学术建构中,气节与文章是一体的,陆深多次谈到这个话题,如《送叶白石令邵武序》:“夫以气节根柢乎文章,文章缘饰乎吏事。”[28](卷三)何以“气节根柢乎文章”呢?必须从前七子的养气论入手才能认识清楚。方鹏《静观堂集原序》:“文章类其为人,气之发也有不终类者,学之验也。徒听乎气而无学以养之,则刚者必肆,柔者必靡,其不陷于一偏者几希。”[29](卷首)他很准确地把握了复古派气论的核心,即气指的是气质之气,不是理学家气本论的天地之气。气质之性属于血气之知,易于陷入刚肆桀骜,在精神上完全听从气质的召唤,这就是前七子以理想主义精神奋不顾身地投入政治斗争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气节根柢乎文章”。陆深《碧溪诗集序》:“夫文章与事功难相兼,而声名与贫贱常相值,大抵安于贫贱以养夫闻望,固君子之心;详于文章,略于政事者,岂君子之得已哉!”[28](卷三)由于坚持气节,他们都是政治的失意者,只能退而以文章名世,故文章与政功难以相兼,却可以与气节同构。台阁建立的“以文章饰政事”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模式也当然面临质疑,并逐渐退出了新的学术系统。
    复古诸子建立了一个以“真”、“质”为特征的道论,以文学精神为中心,执着于气质之性的养气论和作为文学发生论的感物论三者一体的文学观念世界[30],对道的破坏十分严重,道德与文学的冲突日益严重,汪道昆《鄣语》:
    世之命儒者二,其一道德,其一文辞,当世并訾之,訾其户说长而躬行短也。谭道德者下汉唐而登宋,莫不尸祝程朱;谭词章者左宋而右汉唐,则建元、元封、开元、大历为政,或源或委,一本不殊。迄于末流,且交相訾。……两家难起,分类植群,伐异以徼功,党同以守胜。攻若鸣鼓,守若登陴,由是畔儒者张,归儒者沮矣。[31](卷十六)
    道德与文学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但在明初以来的设计中并不存在冲突,甚至可以说是一体的,到了弘正之际则陷入矛盾之中。汪道昆对此把握得十分准确,谈道德者“下汉唐而登宋”,谈词章者则“左宋而右汉唐”,两家纠难纷起,甚至党同伐异。同时,复古派反对“尚一”的文学,而这正是盛世文学的特征之一,不追求文学的统一整齐,宁愿在并不和谐的众声同唱中展现自我。这意味着前期文学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台阁文学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文学走向末路,颂盛模式解体,翰林独占文学权力的局面被打破。
    新学术话语以气节、文章为中心,打破了理学以理道为中心和台阁以政事为中心建立的学术体系,道德、政事退居其次。这是明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冲击了理学的话语权力,突破国家主义下的整体化学术限制,导致整体化学术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