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分裂的内在机理
    但是,永乐以来的学术一统建立在国家政治权力之下,不能实现真正的儒学思想引领下的整体化,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儒学思想,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分裂。丘浚指出这个过程在孔子殁后即开始了,秦汉而下分而为三:文辞、政事、理道。分裂之后的学术存在着诸多弊端:文章之士偏求奇怪艰深之辞,政事流于闳阔娇激之习,道学则弊至于虚矫,求异于世。因此,丘浚提出了“各矫偏而归正,必使风俗同而道德一”的主张,以使学术和整个社会文化回归到古昔“道德一,风俗同”的状态。[19](卷八,《会试策问》其三)张宁《梅溪书屋序》指出学术的分裂是由于“不深于道”,“立异为高,祛陈为新”,背离了六经四书:“尚虚无者,其说诞;言功利者,其说竞;名道术者,其说僣;专艺文者,其说浮;务记诵者,其说冗。”[20](卷十四)陈献章《书漫笔后》说得更明白,如果“大本不立”,不能“心常在内”,使文章、功业、气节皆“自吾涵养中来”,也只是“徒以三者自名,所务者小,所丧者大。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其志不足称也”。[21](卷四)他们都极力维护道德即道的权威,以纠正过度强调政事论及其他方面缺失造成的对道德的危害。
    顾璘也提出了学分为三的问题,《赠吕泾野先生序》一文从文辞、经义、道学的分裂谈起,指出文辞之弊在务华失实,不能底于大义;经义破裂圣学,徒为口耳之具;道学失实失己,走上立异尚新之途。[22](《息园存稿》卷一)他的论述中没有提到政事,代表明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新动向。从早期对政事的强调,到将政事置于视野之外,显示人们对政事的回避疏离态度,政治不再是学术话语的中心。刘元卿《明贤四书宗解序》:“夫执经程士,匪定于一,斯王制弗信,故其防闲当严。谈经论道者匪极其趣,斯圣真弗著,故其检括贵广。此论治、论学两者途殊,要未始不共贯而互为用也。”[23](卷四)思想的旨趣是要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故贵广,而政治则是“防闲当严”,二者渐于不能相容,尽管最初的设计本身是“共贯而互为用”,但分离亦是一种趋势。这段文字虽出自晚明,但深刻地道出了政治与思想互不相容的根本原因。在台阁文化体系中,道德与文章是一体的,但这种一体化的设计还是在现实面前崩坏了,破坏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台阁文化的工具论造成的。顾清《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对学术分裂的现实做出了深刻分析,认为道德是“人之所由共,我之所心得”的“五伦”,完全发自内心,而现实中,道德却被视为“垂世立教”的教化论,成为实行统治的工具。工具化的道德必然丧失存在的本根,陷于虚伪化的境地,昭示了政治一统下完整性的破灭。文学也应是得之口,宣之于心,但在台阁体制下的“华国润身”论也将文学工具化了,“方其为文章也,未尝不言道德矣。顾为文章而及道德,非以道德而发之文章也”,道德与文章离析为二,文章也只是“剪采以为花,形色虽似而精神生意索然矣”。[24](卷二十二)他敏锐地认识到,道德、文学从政治一统的整体化中分离出来,实质上源于道德失去了本质特征而陷于工具化,在儒学本真意义上提示了明代学术分裂的必然性。
    理学思想高广但不能“实用”,文人则离道而言文,故而受到礼法之士即政治家的厌薄。顾璘《赠别王道思序》:“学道务虚,学文务奇,其究至于荡人心伤国体,非细事也。”[22](《息园存稿文》卷三)建立在世用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文学观念逐渐受到怀疑,作为台阁文学思想基础的理学也遭到虚伪和不切实际的批评,台阁文学的政治模式开始动摇,以道德、政事、文章三者一统的学术系统开始受到怀疑和批判。
    随着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变化,突破思想控制的冲动越来越大,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理学内部的变化,陈献章的主静之学;如吴中派从知识体系的边缘寻找对正统的突破,进而形成了以边缘知识体系为中心的思想和行为;最有代表性并具有一定建构意义的是复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