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洪水和干旱的反复肆虐导致了淮北的困难和不安全生存环境。好斗的生存策略也由此而生成。好斗有两种：一种是掠夺策略，即掠夺他人财富，如小偷、盗贼的出现并结成集团；一种是自卫策略，即在面临掠夺威胁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冲击。于是就有人们重视庄稼的看守、讲究个人的警惕性，以及村自卫队等社会组织的加强等。
    这两者都属于理性的方式，是人们为了生计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裴宜理教授认为村民采用这样的策略，尽可能地多得，尽可能地少失。转机当然也非常有限。至于谁采取什么策略，主要根据生存环境的资源而定。实行攻击策略的，主要是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们，以高度冒风险的行为争取获得。攻击者从他们的稍富裕的邻居那里获得生计。比较而言，保护者着眼于对自己剩余资源的保护。
    关于农民暴动的组织形式及其特点，裴认为，首先，农民作为个人不适应集体的策略，他们主要是家庭、宗族、村庄的成员。但为了事变的进展，大多数的团体不是简单的个人相加。他们的习惯是重首领、重历史、重团体的内聚力。也不是所有穷人都是掠夺性的强盗，就象所有的地主不是自卫性的军事首领一样。虽然掠夺和自卫两方面都集中注意力于基本资源的竞争。
    作者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淮北的两次农民运动进行了剖析。她认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捻军和发生在民国早期的红枪会，是这个地区两种不同模式的农民暴动。捻军所表现的特点是掠夺性的，偷盗、长期械斗是其特点；红枪会相反，呈现自卫性质，由富裕农民或地主领导，立足于村庄自卫。
    农民暴动的遗产是共产党人乡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是一种早期革命的灵感的资源。淮北不仅是数不清的传统叛乱的地方，也是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的根据地。顽强的生存策略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反抗传统，也使现代革命者能顺利适应新的目标。但两者的终极目标不一致。要言之，裴氏强调，暴动的初衷及其坚持更多的是由于环境，所以区域变化的研究十分重要。
    在80年代初，裴宜理教授的这一研究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加州大学黄宗智教授曾在向大陆学者的报告中，颇多地介绍裴宜理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注：黄宗智教授1980年到中国访问，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做学术演讲，介绍了美国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的这些学术报告，后被整理成《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发表。）。他说裴氏的这本著作，集中探讨淮北地区近世纪的三次民众运动：捻军、红枪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淮北地区何以长期有大规模的动乱？二、中国革命运动和旧式的造反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他说，“对第一个问题，裴宜理认为淮北的自然和经济地理条件是主要的因素。资源的贫缺造成用暴力争夺资源的状态。”“在她的分析中，捻军和红枪会的基本动机是经济--一为夺取、一为保护现有资源。淮北民众运动的动机是为了生存，是经济，不是脱离现实的宗教。”“对第二个问题，裴宜理认为红枪会的基本性质是排外的自然村的自卫；它的社会基础是自然村的集合性，尤其是中农对现有资源的自卫性。”“共产党虽曾一度想利用自然村的这种自卫性组织，但最后跟这个保守性很重的民众组织格格不入。”他认为在农村的横的阶级分歧和纵的乡村集合性之中，“裴宜理是比较注意后者的。”黄宗智教授说，裴氏这一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要求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这代表了当时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势（注：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黄宗智教授这样用心去介绍当时还颇年轻的学者的观点不是偶然的。他强调美国的中国学界正出现一个崭新趋势。这就是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趋势和跨学科研究趋势，以及研究对象的革新趋势。他将战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学者群体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又为“三代说”），第一代以费正清、芮玛丽、列文森为代表，重点是政治史和人物思想传记；第二代大体以帕金斯、舒尔茨、施坚雅、魏裴德、孔飞力为代表，特点是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第三代以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主题“自统治人物转移到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他认为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新倾向”，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的一种普遍潮流（注：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黄宗智教授认为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思潮有十分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青年人对越南战争的普遍批评和抗议，对民众运动同情和支持，由此也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颇多转向民众。出现了象周锡瑞《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1976年出版）等一批专注于民众运动研究的专著。所以裴氏对农民问题研究绝非偶然。
    裴宜理教授是用环境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民暴动起因的。诚如她对华北农村研究的结果所认为的，地方环境和社会特点对于乡村不安定传统范式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和社会结构的交流形成了人类的特殊生态环境（注：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P.249。）。长时间的延续性的反抗斗争，是一种资源竞争的合理性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结构是一致的。不过裴在肯定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时，并没有把它们绝对化。她认为环境生态研究的优势，在于能解释相当地区的某种持久传统。在特殊暴动的研究上，环境生态研究有预言价值。但这种方法对个人暴动的解释还缺乏说服力。而且，“这样的研究”“也不是替代普遍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细节的探讨”，“它只是一种增补”，“是对农民暴动和农民革命的一种新的理解”。
    然而，仅仅从上述因素去判断裴宜理教授此项成果的意义还不够。事实上，裴氏的这项成果也是当时“农民学”兴起的标志之一。所谓“农民学”，在美国学者看来，是当时第三代学者试图开辟的一个新研究方向，是一门出于“政治经济学”的新兴边缘社会科学（注：黄宗智解释说，这里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指的是搞政治学的要到经济学中去探讨政治的解释，搞经济学的要研究政治的因素，“政治经济学”（结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就称政治经济学）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边级社会科学。（参见《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其实际根据是人类学学者对于农村实际的观察，理论上着重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体系去研究自然村的结构，剖析村庄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析村庄内部的政治结构、文化思想及其习俗。“农民学”的研究者认为，要了解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氏族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对农民战争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不重视自然村这个单位是不行的。通过自然村的基层资料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和演变，是“农民学”的重要任务（注：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作为政治学专家的裴宜理教授非常关注这一问题。这是她80年代的研究重点。她认为应该重视农民问题的研究。历史上农民的反抗不仅仅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对付外界不公正。不仅仅可以参加暴动，也可以参加革命。他们可以改变个别政治家，甚至可以重构一个社会系统。农民问题已经置于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位置，但一些社会科学家还是依据着专门理论家的训练和爱好，把农民革命的原因解释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注：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p.248。）。裴教授颇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她认为如果现时代的农民革命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如何解释数个世纪前大量的农民反抗斗争？如何探讨早期斗争的渊源？她认为从地区特点探讨农民运动是必要的。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为中国农民运动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有用的理论体系”把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整合起来”（注：参见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Introduction.）
    中国的历史学界对中国的农民运动有长久的研究过程和颇多的学术成果。1949年以后盛开的“五朵金花”中，有一朵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国的学术工作者对裴宜理教授的农民问题研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商榷意见；但，她对中国农民运动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独特理解还是值得关注的。由于“文革”的缘故，裴宜理教授没能在中国大陆收集史料，但她在台湾和日本的资料收集显然还是成功的。这也是这本著作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史料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