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对华北农民问题的研究，这本著作也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书共三大篇，作者努力使有关的社会科学学科及其内容的研究联成一体。第一部分集中于对公众文化的探讨，“主要是社会史领域的研究”；第二部分讨论党组织的战略及其竞争，“是人们熟知的政治科学方面的研究”；第三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对工作场所的探讨，“这属于工业社会学的领域”。作者认为三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研究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是联姻的。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作为出生在上海的美国人，她是30年以后即1979年才重返上海的。1986年和1987年，得以在上海做访问学者一年。说来也巧，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教授曾经是裴父亲的学生，裴父当时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张仲礼教授热情邀请她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完成这一学术研究。裴宜理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与历史所从事这项研究。该所档案十分丰富，包括有中国学者1950年至1960年间所做的对年长工人的数以百页的采访手稿（虽然教授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有自己的认知尺度）。在上海，她还查阅了一些工厂和企业档案（如英美烟草公司、上海第四棉纺厂等）。无论对企业主还是对工人的研究，裴宜理教授认为这都是第一手资料。她还查阅了政府部门的档案（包括有罢工的统计、政治报告、档案记录等）。上海市总工会的一些尚未出版的厂史，这次也得到了咨询。上海港也提供了一些很特殊的材料。上海之外，裴宜理教授还访问了南京第二档案馆，看了颇多国民党时代的政府文件。还在台北的档案馆查阅了相关资料。整个课题研究过程中，她所查阅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包括东京东洋文库、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这些都奠定了这部著作的丰实的史料基础，其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绝非偶然。这是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高奖项。
    四、从历史到现实，观察真中国--特点、视野、方法
    “鉴往所以知来者兴”。这大概是所有历史研究者的治史共识。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对现实的认识，揭示其未来走向。和成功的历史学家一样，裴宜理教授对农民史研究、工人问题研究，也都是为了对现实中国做更好的了解，她希望观察真中国。所以裴氏的历史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裴氏对现实中国的研究，是她对历史研究的必然延伸和归宿。对裴氏学术道路的全面了解，当然包括她对中国现实问题探讨。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诚然，美国现代的中国学家，很多是“多面手”，从事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如同施坚雅教授是人类学家，又是历史学家；裴宜理教授也是既精通史学，又是政治学权威。所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她的跨学科成就，包括政治学成就也十分必要。
    裴氏对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把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考察，究明其实际过程和内容。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她就用心于这场非凡变革的研究了。她所主编的《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成果。论文集特意收集了当时美国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文章。有凯思里默·哈特福德（Kathleem Hartford）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状和乡村组织转型问题的论文、路易斯·比德曼（Louis Putterman）中国农村改革激励机制的论文、特利·斯久拉（Terry Sicular）改革所引起的乡村市场问题的论文、S.里·特拉菲斯（S.Lee Travers）改革后农民勤劳致富情况的论文、约西·K.卡尔金（Joyce K.Kallgren）中国农村独生子女政策的论文、里查德·J.拉西姆（Richard J.Latham）中国农村改革意义的论文，以及裴本人关于农村改革影响的论文等。工业改革方面的论文有苏珊·L.舍克（Susan L.Shirk）中国工业政治改革的论文、拜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中国工业系统中财务改革的论文、克里斯汀·黄（Chiristine Wong）地方因素对工业改革冲击问题的论文等。
    论文集的主旨十分清楚，主编对当时中国出现的新历史现象跟踪很紧。农村激励机制、农村市场开发、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等问题，确实关系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改革能否有所突破和成功的大局。这说明了裴宜理教授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她在书中所写的，涉及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在很短的几年内发生不可思议，迅猛发展的改革对现代中国学研究是很大威胁。论文集试图推进对迅速崛起的改革的深入研究（注：Elizabeth J.Perry and Christine Wong,The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Acknowledgment.）。
    裴氏关于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她十分注意对中国作动态的、全方位的细致观察和探讨。不仅注意中国政治经济大局的变化，更注意文化艺术、社会风气、民众心理、休闲方式等多方面情况的研究。她所撰写的论文和学术报告，颇多诸如户口管理、工会组织、社会思潮、社会活动等问题的内容。她认为现行的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不利于全国人口的自由流动，但对社会的稳定是奏效的。她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但诸多潜移默化的变化人们难以觉察，始料不及。市场杠杆的作用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休闲方式多元化也给传统的管理模式带来新挑战。关于社会思潮的演变，她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源远流长，一旦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影响非同一般。裴教授是有渊博历史知识的中国学家，其出于特有视角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得出的见解常有国人难以自觉处。因而颇有使人警醒之效。
    裴宜理教授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还非常重视社会基础结构的探讨。题为《单位--历史和比较视角中中国变迁之所在》的学术专著，是她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学者合作主编的论文集。裴教授撰写了《概论：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看变迁中的中国工作场所》（合作）和《从故乡到工作场所：中国单位体制的工作渊源和结果》诸篇学术论文。她认为“单位”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种很特别的工作场所，在中国比比皆是。其特点是有权利机制、有给予人们福利的便利、有独立的经济帐户。中国所具有的“单位”，按操作分有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行政单位；按层次分有中央单位、地方单位、基层单位。解读“单位”的关键，在于认识其所拥有的功能。主要是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所谓“政治功能”，是对城市的组织功能和控制功能；所谓“社会功能”，是指对社会承担的经济责任。这种只有中国才具有的“单位”，渊源可追溯到1949年前的共产主义活动。其得以开创的实践，在城市而不在乡村。劳工运动特别是上海的技术工人以及与共产党有关联的劳工运动，是“单位”形成的渊源。关于“单位”弊端，她认为要重视。主要是造就社会上若干不必要的矛盾，如有与无的矛盾、是与否的问题等（注：参见裴宜理教授等主编：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Comparative Perspective,p.13.）。其前景，她认为也许会改变，工业改革可能是其转型的酵素。裴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就应认识中国的基层--“单位”；要认识“单位”，除了加强对其本身的考察，还可以做一些比较的研究。例如，日本有类似于中国“单位”的机构，就可以拿它来做比较。裴教授对单位的研究非常重视，请了加州大学叶文心教授等这样的一些著名学者。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一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也参与探讨。阵容可谓庞大。裴对“单位”研究如此重视，说明她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为加强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裴教授还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变革。她认为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也有把握第一手资料的问题，这是一切问题能否深入的前提。诚然，研究的深入，还有赖于丰富有效的研究方法。她认为中国是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管理也错综复杂，要穿透认知中的障碍，开展比较研究便十分必要了。她认为比较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比较研究是好的理论建立的基石。关于中国学研究的推进，她主张循序渐进。她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对它的研究只能一步步来。对中国的研究应象拼搭七巧板，只有一块块组上去，才可能看清全貌，急不得。所谓“循序渐进”，还包括逐趋成熟、逐趋发展的意思，有个从“消费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过程。所谓“消费”，包括借鉴它国研究经验的意思；所谓“生产”，是指自己能够形成成熟意见、方法、成果和理论。她曾在1994年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专题文章，强调对中国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注：参见Elizabeth J.Perry,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 1994.）。
    关于中国学研究方法，我们还可以从她对研究生的要求作侧面的了解。为提高科研能力，她认为丰富的知识结构、宽阔的视野非常重要。她对自己学生的这方面的要求很高。她所开设的“政治学和中国”课程，强调主攻中国学（政治学方向）的研究生至少应该掌握12个以上研究领域和方向的前沿成果及其理论，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