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在罢工中--中国劳工的政治》--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
    如果说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裴宜理教授对近现代中国研究所展开的一翼，那么，对工人运动的研究是她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其重要成果，就是《上海在罢工中--中国劳工的政治》。这是1993年问世的一部专著，是裴宜理教授自华北农民研究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学术专著。
    关于这本书的著述动机，作者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劳工影响会有上海那样大。政党、政权、个人的起落，如此紧密地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运动已经在这个国家造成了历史性转折。
    作者认为政治因素可以促成罢工浪潮。1905年俄国一个星期天的悲惨血案破坏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而引发大罢工。政治危机也通常在20世纪的中国激发民族主义。政治领域的民族主义会动员市民走出工作场所。大规模的劳工抗议反映广阔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世界所发生的问题。诚然，历史背景对工人运动发展举足轻重。工人是谁、来自那里、在工厂干什么，都是应该重视的。这当中技术是一个重要变数。技术的、半技术的、无技术的工人，以及他们的来源地、性别、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和城市总体文明水准，种种区别会在其日后的心理和反抗斗争中显现。
    裴认为，技术是一种社会的产品，一种谈判的身份：一个技术的工人是难以替代和或缺的；一个无技术的工人则是可替代或可有可无的（注：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Chinese labor,p.241.）。技术是一种劳动政治的强有力的先知，通常和长时段文化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通常来自不同地方，接受不一样的教育，享受不同的城市化水准的工作。以上海为例，来自江南的技术工人有南方茶文化的支撑，其组织机构也鼓励他们对自己习惯文明的保护。他们有修养、有教育、有城市生活，也易受激进学生影响。而上海的无技术工人，相当部分来自北方；比较而言，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论缺乏兴趣，没有好的教育，颇多保持农民习惯和行为方式。两大群工人之间，裴氏认为，还有一个半技术工人阶层。他们也较多来自北方，不过注意适应城市生活。由于没有好的机遇而靠秘密结社发展壮大自己。
    裴认为，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在中国和上海历史进程中都留过自己足印。50年代中国政坛领袖，很多是以前劳工运动积极分子。5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主要设计者的陈云，20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商务印书馆活动。作为来自江南的技术工人，他是激进的印刷工会的领袖。周恩来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者。杜月笙则是青帮的代表，他们的组织是当时半技术工人的机构。
    对历史上工人阶层的考察，裴认为有助于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认识。她认为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给这些前劳工组织者在国家政策的表述和实践方面提供了机会。考虑到技术工人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以后这样的范式一直在被强调。工作的终身制、高工资，以及多种福利和津贴，都是技术工人优惠的特征。社会主义体制的工业部门优势明显，因而也被称为铁饭碗。比较而言，集体部门的工作就是泥饭碗。这样就会带来不平衡（注：裴宜理教授在书的结论部分对此介绍和分析较多。她认为固定工和临时工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形成了。她认为“文革”中上海的所谓“保守派”，主要是老工人，参加过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工人的领导人也主要是地下党负责人。造反者大部分是年轻工人，以无技术和临时工为主。王洪文的起家和1927年的青帮相似。）。
    裴认为自己所进行的这一研究，是对以前研究模式的一种商榷。她认为应该注意劳工运动的文化起源及其工作场所的关系问题。上海工人多层面斗争性根源于其多方面生活、工作经验及其成员的状况。她认为中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在中共党史体系中构建中国劳工运动史的做法是可以商榷的；中国劳工运动是一种阶级觉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形成是外来指导的产物的观点也是可以质疑的（注：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p.252.）。她认为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无产者发展到阶级组织，以至形成政党，有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包括工人自己内部的竞争。激进主义也通常是这种竞争的产物。
    裴宜理教授在探讨过程中，十分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注意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成果的联系考察。在作者看来，国际劳工运动状况及其研究成果是值得珍视的，对它们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对中国劳工斗争特点的认识，便于形成客观的见解。她注意到林达·谢菲尔（LyndaShaffer）关于中国湖南工人运动的研究成果，认为上海的劳工运动和湖南的劳工运动有相似之处（注：这是裴宜理教授根据琳达·希尔法（Lynda Shaffer）的成果提出的想法。参见Lynda Shaffer,Mao and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Armonk NewYork,1982）。）。根据盖尔·赫谢特（Gail Hershatter）的研究意见，她认为天津的工人运动和这座城市的重要工业地位不协调（注：Gail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ornia,1986）。）。她注意到香港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技术工人的政治活动往往较多地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者很难打入其中（注：Ming Kou Chan,Labor and Empire:The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h.D.di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5）。）。关于技术工人的罢工斗争热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一项成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金属手工艺者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典型的、热心的劳工运动领导”，工人“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很大的工作场所使他们便于宣传。手工艺者的相对富足也便于支持协会长期罢工。裴还注意到杰弗里·海德（Jeffrey Haydu）关于技术工人的研究成果。海德认为技术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无可取代性足以使他们影响巨大。他们在表述和行动方面比少技术工人更有优势，他们自视为劳工运动的代言人。裴氏对此进一步阐述，认为城市社会的永久居民当然会对公众事务有兴趣。具有较高修养是大多数手工艺者的特点，从而对政治做出进一步贡献（注：Jeffrey Haydu,Between Craft and Class:Skilled Workers and Facto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Britain,1890-1922（Berkeley,California,1988）。）。
    为阐明半技术工人特点，作者探讨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她认为美国也出现过在劳工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半技术劳工群。这些人结成团伙以保护自己，否认技术工人的地位。帮会帮助乡下的移民到城市生活，担任工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经纪人。她认为美国和中国一样，20年代见证过帮会组织者的很多活动。这个国家对帮会的阻止行为，就象中国的禁鸦片一样，反而使政治家和帮会更紧密结合。驾驶者协会就是这样的组织。杰米·赫伯（Jimmy Hopa）象上海的杜月笙之类的人物。帮会公然通过否认政治利益动员半技术工人，并和强权政治挂钩。
    关于无技术工人的特点及其政治表现，裴教授以葡萄牙为例，指出无技术工人是这个国家工人中最不活跃的部分。无技术工人的抗议活动就象乡村集体活动的往事回忆。他们甚至以跳舞庆祝对工厂的占领。大卫·门德尔（David Mandel）、查尔斯·萨伯尔（Charles Sabel）等学者认为，工人中的这部分群体一般只作短暂而简单的斗争。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责任感，因而也缺乏支持基础（注：David M.Mandel,The Petrorg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New York,1983）。Charles F.Sabel,Work and Politics: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New york,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