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究竟什么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它与一般所说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又有什么区别，可以说见仁见智①。本文并非要对二者作出严格的区分和评析，而是探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试图通过对人类的世界观念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的考察，揭示全球史概念是如何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人类对自身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发展而来的。窃以为，人类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大致经过了4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史家或思想家出现。他们的著述既是人类一步步走向全球的见证，也于有意与无意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推动了全球史(世界史)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从而使“世界”与“全球”、“世界史”与“全球史”在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的接近或统一成为可能。
    一
    第一阶段是世界史的萌芽时期，以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它们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两个相距遥远、相互阻隔的民族对自己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描述，虽然都以本民族的历史为出发点，站在各自文化圈的中心来观察周边世界的历史，但他们对自己所知道的世界作了尽可能的描述。他们各自的世界地理范围虽然已在边缘相切，但彼此无所知晓，结果留下了两部不同世界的“世界史”②，即希腊人已知之世界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天下”史。双方的史家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图景之中。
    希腊人的世界是随着他们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的。希腊人自古以来一直以爱琴海作为其繁衍生息的中心，因而与近东或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地区早就有了接触。但希腊人真正走向外部世界是在多利亚人南下之后。到古风时代末，希腊人的殖民地已经星星点点遍及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沿岸③，他们的眼界已大为开阔。欧罗巴(Europa)、亚细亚(Asia)、利比亚(Libya，指尼罗河以西)的区域地理概念已经出现。米利都人赫卡泰欧斯(Hecataeus，活跃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之交)的《大地环游记》就将他所知道的世界分为欧洲和亚洲(包括埃及和利比亚)两部分。虽然他的记述以环地中海地区为主，但也涉及印度。据说希罗多德从中获取了许多资料，尤其是关于埃及的记述④。希波战争使希腊人第一次和波斯及其属国有了直接的接触，也为对外部世界具有敏锐好奇眼光的希罗多德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记述异邦人(Barbarians)的机会。从他的《历史》看，他的“世界”(oikoumene，ecumene)范围比前辈赫卡泰欧斯已经大为扩大，了解的程度也更为深入、详细和翔实。这个“世界”最东面不仅包括印度和巴克特里亚，而且还包括所谓的“伊塞顿人”(Issedones)之地，西面则到了濒临大西洋的赫拉克勒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北面远达终年下雪的极北地区，南至非州南端的长寿的埃西欧匹亚人(Ethiopians)⑤。而且对此世界中的各个民族、国家、部落的人种特征、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社会制度、生活习俗、宗教观念等都尽可能地作了介绍，甚至不惜包括他并不一定相信的奇闻逸事。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的历史。但他对东方的中国却一无所知。甚至两个世纪后远征到中亚的锡尔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对更东面的世界也似乎一无所知，以为除了斯基泰人再无其他人类居住。他错误地以为里海(Hyrcanian Sea)是大洋深入内陆的海湾，他把印度看做大地的边缘，再往东就是环绕大地的海洋了⑥。这就是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人的世界。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大地位于世界的中央，大地的周围是流动的大洋Oceanus⑦；德尔斐神庙就是大地的中心，犹如人体的肚脐⑧。希腊人的ecumene概念确实耐人寻味，它不是指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球，而是指人类生存与活动之世界(the civilized world, the whole habitable world)⑨。人是世界的主体，世界的大小是由人的活动范围所决定的。
    至于对这个有人居住之世界的形状，希腊人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据说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首先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理论⑩，与他同时代的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公元前546年)是古希腊第一个绘制地图的人，他认为大地是圆形的，是宇宙的中心，他还制作了一个地球仪(a globe)(11)。人们设想在他的地图上，地中海是一个封闭的盆地，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周围被大海所环绕。这块陆地处于圆盘状地球的内部。可见这时的希腊人对地球的球体形状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认识(12)。真正提出地球球体说的哲学家是柏拉图(约公元前429—公元前347年)，他在《斐多》篇中提到了苏格拉底对地球究竟是平的还是圆的思考以及关于地球球体的解释(13)，在《蒂迈欧》篇则明确承认地球是球形的(14)。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则从地心说、重力说和天文学三个角度首次论证了地球球体说(15)。到希腊化时期，曾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的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约公元前275—公元前194年)甚至通过实测子午线的长度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可见，地球或“全球”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已经存在，只是实际的内涵与近代有所不同。希罗多德的《历史》既是当时希腊人所知之世界的“世界史”，也是他们所知之“地球”的“全球史”。当然，这个所谓的“世界”或“全球”是以希腊为中心的。
    就在希腊人的世界概念不断东扩的同时，中国人的“天下”概念在向西延展。《尚书·禹贡》中详细描述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土地出产、贡赋，还提到了远离“天子之国”2500里之外的荒服之地。并特别明确指出了舜禹之时“天下”的大致范围：“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6)《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可见“四海之内”的本意是指包括周围蛮荒之地在内的已知“世界”。《穆天子传》(17)中记载周穆王姬满西游的最远之地是昆仑山以西的“西王母之邦”，尽管有学者论证，周天子不仅到了现在的西亚(18)，甚至到了今日东欧波兰一带(19)，但这样的猜测实在难以苟同。试想，周穆王带领6师之人，约15000之众，何以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周穆王十三年闰二月始，十四年九月返，约公元前989—公元前988年)，跨越千山万水，历数万里之遥，往返于东欧与中原之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诸多来自新疆和阗的玉器三百多件(20)，可知在商朝时连接中原与西域的玉石之路还是存在的。如果剔除周穆王西游故事中的神话传说成分，他到这一带巡游并会见此地的女首领也还是有可能的(21)。《山海经》中“海内、海外、大荒”诸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不包括荒诞不经的奇想部分)就是先秦时中国人想象中的“四海之内”和“天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欧亚大陆两端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关系得以建立。中国人的视野不仅扩大到了中亚、西亚和印度，甚至远达东地中海。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西边最远的国家是“條枝”。“條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22)，有学者认为是塞琉古王国的都城安条克(Antioch)的缩译(或谐音)(23)。此城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奥伦特河之畔，因此，“临西海”即临地中海是也。据《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九年(公元113年——笔者注)，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临大海欲渡”，但受到安息西界船人的阻挠；还提到甘英“抵條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24)。此与《史记》所说“條枝”临海的方位大致相同。学术界有“西海”即波斯湾之说，既与“安息→條支(條枝)→西海”的西向方向不符，也与大秦的方位有所不合。“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25)这里的“大秦”或“犁鞬”显然不可能位于波斯湾以西的阿拉伯半岛。至于此时“大秦”(“犁鞬”)的具体所指，学界一般有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两说。不论终为何解，这个将其定位于“以在海西”的“海”也只能是地中海而非波斯湾。
    这大致上就是汉代中国人的世界。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和帝时，“其條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26)，这让人不得不感叹汉代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何其大也。但即使如此，这也只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与真正的世界仍相差甚远。
    从司马迁开始，中国的纪传体史书都有诸如《西域传》、《四夷传》、《西戎传》、《外国传》等，专门记述他们所知道的周边世界。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扩大而发生着变化。唐代的疆域曾经达到中亚腹地，元代蒙古帝国曾远征至中欧，并与罗马教廷建立过联系，明代郑和下西洋也曾抵达东非，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了解，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逐渐被“世界”观念所代替，是在19世纪中期被列强打开大门以后。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到清末民初之后翻译或改编的各类“西洋史”教材，再到1949年周谷城先生三卷本《世界通史》的出现，也可看出近代以来国人对域外世界及其历史的这一认识过程。而19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除了元代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之外，比较可靠的也只能是明末清初以利玛窦(1552-1610)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发回的关于中国的报告了(27)。尽管西方人对欧洲之外许多地方的了解仍然十分肤浅，甚至产生误解，但他们的历史学家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所谓“世界史”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