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施医局，借设药王庙，同治时巡道委员办理，每年五月起九月止，延医诊疾给药⑦ 。
        （丹阳）医局，光绪间知县刘德麟因夏疫，照会孙铭等创设，施医药两月，经费以知县捐廉 及城厢铺捐充之，自是每年开办①。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发现，官办的医局大多出现在苏南、浙西的大都市及周边地区。这可能 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国家并无有关的明确规定，地方官府设局救疗基本只是一种个人行为 ， 故一地出现疫情，官方是否采取行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地方官个人的仁心和能力；另一 方面，医药局的设置跟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或者说社会力量直接相关。
        另外，从资料的排比中还可发现，同治以前所立的医药局，都是临事而设的临时性机构， 此后则出现了众多常设的医药局，而且设立的时间也未必是有疫之年。这一现象反映了官府 和国家职能变化的新动向，即在社会力量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促动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渐 趋把日常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在清末新政中，卫生和医疗职能更加明确和制度化 了②，体现了国家和官府职能的某种扩展。
        2.制送丸药。延聘名医对症裁方，固然有益疫病的治疗，但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官 府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请人备制丸药分送病人的办法，藉此扩大救疗面。如在康熙年间， 宁波“岁疫疠，郡太守开局施药，（范）洪宿精心炮制，铢两不苟，赖以活者甚众”③。康熙 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 、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④。
        3.建醮祈祷。由于鬼神司疫仍是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认识⑤，所以，建醮祈禳以驱避疫气 的方法也常常为一些地方官所使用。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 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 霈，沴气旋消，吴民大悦”⑥。不论这能否起到实际的效用，至少仪式本身显现了官府的 职能和权威。
        4.刊刻医书。在大疫流行之年，刊刻切中病情的医书，以使更多的人得救也是当时常见的 救疗手段，这主要由社会力量施行，但也为一些地方官员不时采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 ，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痌（K24M202）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 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⑦。
        此外，官府奉国家之令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 ，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也都应是救疗行为的一部分。这些 都是有待专门研究的课题，于此不论。
        二
        社会力量是指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 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 性施医两类。
        （一）临事性救治
        与官方相比，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积极主动得多，在一些资料比较丰富的中心地区， 比如苏州、江宁、杭州、上海等地，对每一次重要疫情，几乎都可发现相应的乡贤或慈善机 构开展救疗活动的记录。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施医送药。这是救疗瘟疫最主要的手段。这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1）零散施医送药。 一是医生自己诊视并送药，或修合丸散广泛施送。如平湖的庠生戈朝芋，“精歧黄，……乾 隆戊辰（1748年），大疫，倾囊制药以施，全活无算。”①二是普通人出资请人配药施救 ，如海盐贡生冯凤威，“有时疫流行，必延医制药，遍施城乡”②。（2）设立医药局。这比 起前一种情况，规模、受惠面都更大一些。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上元江宁大疫，上元的 杜宏“立医社，施丸散，乡人赖以存活”③。嘉庆二十年（1815年）苏州疫，进士吴慈鹤“设 局，延名医施治，并给药炭，全活无算”④。（3）设立收容病人之所。这种收容，除了隔离 以防疫病扩散外，还对病人予以治疗。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无锡大疫，“贫病者枕藉 于道，（张）鹏翔处以空室，至数百人，予之食及药，鹏翔故知医，多所全活，家产为之罄。 ”⑤可见，施送医药者既有医生，也有普通的绅富；既有独立施行者，也有倡导、约合同志 共同举办的。采用的形式也比较多样，既零散施送，也设立局舍；既修合丹丸，又临症裁方 。反映了社会力量面对瘟疫，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一些救疗措施，体现 出当时江南的社会医疗资源具有较高的能动性。当然，这种资源的地区分布并不平衡，它们 大多分布在苏南、江宁和浙西地区。不过时间上的差异并不明显。
        2.建议官府救疗。如苏州的计佩，“岁饥，食官粥者多患疫，佩白当事，设局疗治，全活 无算。”⑥
        3.刊刻散送医方。施医送药固然有利，但很难遍及各地，因此，一些乡贤在确认某些医方 具有实效后，往往会刊刻分送，以便普通人可以照方配药。另外，有些疫病，用通行的治法 每每难以取效，一些医家也会选择自著或某种他认为对症的医书刊发，以救治疾疫并扩大他 本人的影响。如乾隆年间松江大疫，医生严谷绪“活人无算，路远及贫者，不能延请，因究 岁运司天之旨，刊刻分送，他医用其法者，亦无不效”⑦。光绪年间，吴江汝琴舫见苏杭烂 喉痧盛行，殒命者不少，就对所谓的叶天士烂喉丹痧医案①加以增补刊布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