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宗教书籍
        宗教书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规模，例如上述藏板于大报恩寺的《南藏》，后来一直在使 用。郑和曾利用该刻板先后印造10部，而到了万历时代，更“广为印行”，每年约印20藏。 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和尚，可在印经铺内住宿，每印一部，须付报恩寺板头钱二十两，该寺靠 这副经板，每年可得到几百两银子的收入（注：张秀民：《明代江南的印书》。）。明代后期南京来宾楼姜家似为专印大藏经的经 坊。此外，万历初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建立大主教，江西人周用印书为生，在南京开设书铺， 被诱劝入教，在教堂内翻印经卷；曾被官府逮捕。南京教堂重刻了利氏《交友论》（1699年） 、 《畴人十篇》（1609年）。利氏《万国舆图》（又名《山海舆地全图》），也有吴中南京翻刻本 （1600年）。不过，宗教书籍的印行受到种种限制，出版数量不会很大，特别是在清代更是如 此。 （六）年画、日历、迷信用品
        年画、日历、迷信用品等印刷物，出版数量也不小。清康熙以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 已名扬海内，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并列为南北三大民间年画流派。乾隆时， 苏州阊门外山塘街和阊门内桃花坞有画铺多家，制品远销江、浙、皖、赣、鄂、鲁、豫及东 北，甚至日本。桃花坞年画主要面向中下层社会，作品题材广泛，为一般民众喜闻乐见，印 刷量当不少。与此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师（注：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6年，第92页。），大概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日历印 刷，亦以清代中叶苏州为最盛。“阊、晋一带，书坊悬卖，有官版。私版之别。官版例由理 问厅署刊行；所谓私版，民间依样梓行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这种历本也 常常由城乡里正地保强行摊派人民购买，他们于腊月间“以新历逐户分送，人家必酬以钱文 ，加市价而倍之，号‘送历本’”（注：《清嘉录》卷12《送历本》。）。如此“逐户分送”，其发行量自然甚大，非一般书籍 所能及。苏州玄妙观，亦于元旦“设色印版画片，……乡人争买芒神春牛”。由于“乡村人 家，新年贴春牛图于壁，以观四时节序，借以代时宪书，取其便览”（注：《吴门岁华纪丽》卷1《城内新年节景》、《春牛图》。），因此印刷数量肯定 不少。迷信用品的印刷量也很可观。康熙时无锡锡山印制的门神极为有名，“天下以锡山所 出为最，丹青人物极上。自京师以下，贩鬻无远不暨”（注：康熙《无锡县志》卷10《土产》。）。乾嘉时的苏州，腊月间各纸马香 烛铺也“预印路头财马”以售之（注：《清嘉录》卷12《年市》。）。黎里镇上则“有印神佛纸马者，用油纸雕穿为范，以苏 墨汁刷印，谓之‘榻马’。其精者用笔勾清，饰以金采”（注：嘉庆《黎里志》卷4《风俗》。）。此类印刷品之盛行，当时的小 说 中说得更加透彻。清代江南小说《山水情》第六回中，讲到有两位苏州郊外的尼姑，商量说 ：“我这里施主少，斋粮淡薄，昨夜困在床上思想，不若印些佛图出去，沿村一派，做各西 资会儿，收些钱、线、米，麦之类，混帐混帐”。“主意定了，停过一日，买了纸张，印就 无数佛图，出去沿村派过”。可见这类印刷品的销售，一直深入到乡村人家，城市中就不用 说了。此外，明清江南民间盛行斗纸牌，纸牌印制也应运而生。雍正时，镇洋人钱三即因印 售纸牌而获罪（注：乾隆《镇洋悬志》卷14《逸事》。）。
        最后，我们要强调明清江南民间出版印刷业的主要特点，即高度的商业化。
        首先，明清江南民间出版印刷业既然完全以牟利为目的，故往往急于求成，刻工多不精。 谢肇淛指出在万历时情况已如此，“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 耳”。因此之故，刻书滥恶，而“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注：《五杂俎》卷13《事部一》。）。田汝成则说：“杭 人作事苟且，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注：《西湖游览志余》卷25。）。湖州凌氏是有名的出版 商，所刻经史子集之书，“急于成书射利，又悭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注：《五杂俎》卷13《事部一》。）。 以往史家往往对此予以恶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出版印刷业商业化的表现。
        其次，明清江南书坊主为了牟利，使用各种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多、快 、省地出版能够赚钱的畅销书。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明代无锡华氏是一例子。华珵用铜 活字版翻印秘笈，“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注：康熙《常州府志》卷25《人物》。）。明季“京师之变 未及两月，即有卖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 自缢于煤山”（注：《历年记》上。）。江南书坊刊行小说之快，实在惊人。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清代苏州书贾 鉴于江南劳动力价格较高，在本地刻书不够划算，于是“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就 （顺德县）马岗刻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见者以为苏 板矣”（注：咸丰《顺德县志》卷3。）。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还拥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的作者为其创作，其中最有名的当 然就是冯梦龙。时人张无咎在《平妖传》序中称冯氏“著作满人间，小说其一斑”。可见他 的文名通过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而举国皆知。更令人叫绝的，是书商为了赚钱而雇佣落魄文 人编写畅销书。“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 邕）、杨六使（文广）……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 好”（注：《水东日记》卷8。）。甚至有公然伪托当代名人之作，以“取悦里耳”者。当时人云：“比年盛行温陵李 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画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数年前温 陵事败，当路令毁其籍，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 《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并出 叶笔，何关于李！”“坊刻《大唐西域记》，后乃杂三宝太监下西洋事，令玄奘绝倒地下矣 ”。此外还伪造《琅环记》、《缉柳编》、《女红余志》、《黑旋风录》、《顾氏诗史》等 多种。不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规利。“近吴中官刻几汗牛，滥用责人千金，以冯观察诸 公言之，并是伪托者”。这些伪书畅销外地，有远销至太原者（注：《戏暇》卷3《赝籍》。）。由于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 在江南发展迅速，引起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书商绞尽脑汁以求牟利，以致盗版猖撅。 冯梦龙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注：冯梦龙：《智囊全集》，第569页。）。袁宏道则说：“往见牟利之人，原板未行， 翻刻踵布”（注：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刊于《浙江学刊 》1989年第3期。）。具体的例子如万历时杭州书商刻印《月露音》，于书后加盖朱印，称“ 如有翻刻，千里究治”；崇帧时南京书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气》书前也附有告白：“倘有 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注：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 表明商业化出版印刷业中竞争的激烈。这些行径，虽然为今日产权法所不容，但也表明了明 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是一种完全以牟利为目的、面向大众的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