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
        所谓外向化，是我在一部在海外出版的拙作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注：原文为externalization.见拙作：《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 8 50》，Macmillan Press（England）and St.Martin’s Co.（USA），1998。），意思是一个地区工 农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以及肥料、燃料、材料等）要依赖外地供应源，而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则要依赖外地市场。这种外向化表现了较高水平的商业化，因此一个产业部门的外向化水平 的高低也更充分地体现了该部门生产的商业化水平的高低。而就是在明清时期，江南出版印 刷业的外向化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一）原料输入
        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原料是纸张。虽然江南造纸业在明清时期颇有发展，但是由于需求增长 更快，因此仍然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纸张。对于江南纸张的输入情况，吴承明、范金民已有颇 多研究（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416-417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 的 发展》，第89-90页。），兹亦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进行归纳。
        明清江南从外地输入的纸张，来源地颇广，名目也颇多（注：例如清代前中期通过浒墅关输入江南的外地纸张中，仅有名者就有光古、灰屏、黄倘、 连史、元连、白鹿、毛长、对方、毛边、江连、黄表、桑皮、碑色、东坦等（见道光《浒墅 关志》卷五《小贩则例》）。）。但是从大宗贸易来看，明清江 南输入纸张的主要来源地是皖南、浙东、江西与福建。其中特别是江西和福建，地位更为重 要 。
        皖南的宣纸是著名的名纸，明清徽商、宁国商人将宣纸贩运到江南的记载颇见于史籍。此 外也有皖南池州商人将纸运销江南的记载（注：康熙《池州府志》卷3《物产》。）。乾隆三十五年徽商在苏州修建徽郡会馆，皮纸 帮是三个发起商帮之一，可见其生意不小。浙东的常山县所产纸也颇为有名，“凡江南、河 南等处赃罚（用纸）及湖广、福建大派官纸，俱来本县买纳”（注：光绪《浙江通志》卷106《物产六》。）。
        江西向江南输出纸张的规模比皖南更大。明代松江名笺潭笺（谈笺），就是以江西荆川连纸 加工而成的（注：项元忭：《蕉窗九录》。）。浮梁的楮皮纸、南昌府的奉新火纸、瑞州府的新昌火纸与表心纸，高安县的 青纸等，也运销江南。嘉庆元年江西旅苏各行业商人在苏州共同捐资重修江西会馆，其中就 有 南昌府纸货众商（捐银700两）、山塘花笺纸众商（捐银300两）、德兴县纸货众商（捐银75两）、 桐城县纸商（捐银80两），在捐款的11个行业的12个商帮中，纸业商帮就占了4个，捐款总数（ 共计1 155两）也仅次于麻货众帮（1 200两）（注：《重建江西万寿宫会馆碑记》，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223页。）。清代中期南京状元境的书坊20余家，“大 半皆江右人”（注：《白下琐言》卷2。），其纸张供应自然也主要来自江西。
        福建在明清时期一直是江南主要的纸张供应者之一。三藩之乱时，福建纸输出受到影响， 于是江南纸价骤涨，乱平后方逐渐平落（注：《阅世编》卷7《食货六》。），可见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初期福建纸之输入对江南 纸张供应已有重大影响。康熙六年，旅苏的汀州上杭六串纸帮在苏州成立了汀州籍纸商会馆 --汀州会馆。直至道光时，福建永安纸商仍活跃于福建与江南之间（注：道光《永安县续志》卷9《风俗志·商贾》。）。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由于江南工业对纸张的依赖日甚，为保证纸张供应，江南出版商还到 江 西、福建等纸产地去专门订购或包买纸张（即“压槽”）。明代后期江南著名出版商常熟毛 氏汲吉阁刻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注：例如汲古阁刻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见《书林清话》卷7。）。福建著名的建阳竹纸（建阳扣），自康熙以来 ，被“吴中书坊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故闽人不得建阳扣”（注：郭怕苍：《闽产录异》卷1。）。
        （二）产品输出
        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产品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还大量运售外地。明末毛晋所刻之书，“至滇 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故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7《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不过比起通俗文艺作品及 时文选本等畅销书籍来，汲古阁所刻之书的销路又差多了。到了清代，江南出版的畅销书的 输出，成了一项重要的生意。反映乾隆时代山东民情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其第三十三回 说：“这穷书生有什么治生的方法？只有一个书铺好开。拿上几两本钱，搭上一个在行的好 人夥伴，自己亲身子到苏杭买了书，附在船上。……沿途又不怕横征税钱，到了淮上，又不 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极好生意？……至于什么缎铺、布铺、紬铺 、当铺，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为官府赔垫”。《儒林外 史》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著日子 ，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 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 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著买，只愁买不到手”。
        除了国内各地外，江南书籍还大量输往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邻国，其数量也相当可 观。特别是日本，已成为江南书籍的重要市场。在此方面，除了吴枫、山脇悌二郎等的 研究外（注：参阅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53-254页；山脇悌二郎： 《长崎の唐人贸易》，吉川弘文馆（东京）1964年版，第245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庭修的研究。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18世纪初期江南向日 本的书籍输出规模颇为惊人。例如1711年（日本正德元年）到达长崎的中国商船共54艘，其中 有6艘载有书籍，各船载书数量为：15号南京船--93箱，51号南京船-40箱，25号南京船 -1箱，19号宁波船-4箱，37号宁波船-1箱，10号宁波船-2部。次年到达长崎的中国船中 ，载书船的数量略有增加，其中40号南京船载书82箱，57号南京船载67箱。有意思的是，在 此时期到达长崎的载书船基本上是南京船与宁波船，福州船不见有载书之例，而广东船载书 也只是例外情况。在南京船与宁波船中，宁波船载书数量很少，多则数箱，少则数部，因此 大量运载书籍到日本的基本上是南京船。日本当局鼓励中国书籍进口，1691年（日本元禄四 年）曾向长崎的“唐船头”（中国商船船长）发出求购中国书籍的命令，“若明年出船渡海， 应载来书籍等物”。1709年（日本宝永六年）还具体指定了购书内容。因此尽管清代政府有时 对中国书籍输出日本有限制，但是输日书籍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例如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在 前述正德元年到达长崎的21艘南京船和14艘宁波船中，载有书籍的船只总共是6艘（南京、宁 波船各3艘）；而到文化元年（1807年），进入长崎港的11艘船中就有10艘载有书籍（注：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61、62页。）。从上述 51号船所载书籍目录未看（注：该船运到长崎的书籍共40箱，86种，1 100余册。见前引大庭修书，第68-70页。），南京船运载到日本的书籍，主要为经学、文学、历史、医学， 本草等书籍（其中以文学类尤多），与江南流行的书籍无大差别。这些书籍都是在江南（特别 是南京、苏州、杭州）印刷出版的。大庭修认为从航行天数计算，从南京到北京的航程与从 南京到长崎的航程大致相等，由此而言长崎在获得江南书籍方面的便利堪与北京匹敌（注：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62页。）。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所需要的纸张，越来越严重地 依赖输入，而所生产的书籍则越来越多地销往外地。因此江南的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水平也 日益提高，日益成为一个“两头在外”的产业部门。这一点，也有力地证明了明清江南出版 印刷业商业化水平的提高。
        以上四个变化，表明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有了重大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已 不再是一个生产能力狭小、仅只为官府和上层社会服务的行业，而变成了一个按照近代以前 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商业化的产业部门。由于出版印刷业的特殊功能，因此上述变化，不仅对 于我们正确认识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而且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明清江南的社会生活与大 众文化的变化，都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