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力戒妄饰与从实而书
    刘知幾深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因此赞同史家讲求文辞修饰。如赞美《左传》之叙事“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6](P451)。但他认为若因此“私徇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则是不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6](P81－82)。然而，自文史分途以来，史家撰述一味地模仿文士绮丽文风，对史文曲加粉饰，所撰之史难以传信示后。“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觉者，难以取信。”[6](P158－159)故而刘知幾要求史家撰述在尚简、用晦的同时，力戒妄饰。
    魏晋以来，史家撰述深受绮靡文风的影响，刻意追求文雅，华而不实。“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在刘知幾看来，这种意在雕饰辞藻的叙事风格严重影响了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他指出：“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6](P512－513)崔鸿、魏收、牛弘等所撰之史，“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刘知幾斥之为“华而失实，过莫大焉”[6](P151)。令狐德棻《北周书》变俚语为雅言，刻意修饰，多为论者所称赞。“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刘知幾却批评道：“夫以枉饰虚言，都捐事实，便号以良直，师其楷模，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6](P152)他指出，《北周书》博采古文、以成今说，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历史真实性受到严重的损害。“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6](P500－501)
    史家追逐浮华文风、妄加修饰还表现为书事多比拟古代，行文好模仿五经、三史。刘知幾指出：“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对这种叙事倾向，他坚决反对，指出“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策则否矣”[6](P178)。牛弘撰《周史》，“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他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6](P510)并指出如此记言难以为信史。如牛弘“《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则《三国志》之辞也。”他质问道：“岂是宇文之语耶？”[6](《杂说下》原注，P510)刘知幾还批评崔鸿、李百药等为求古雅妄改前史之文，违背历史真实。他指出：“裴景仁《秦记》称符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饰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6](P179)刘知幾并不反对师范前人，但他要求效法先哲应貌异心同，即从精神实质上予以模拟，以提高史文的表现力，而不是貌同心异，在形式上亦步亦趋。在他看来，“假托古词，翻易今语”，则今语与古词貌同而心异，这是无识的表现。“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6](P221)
    从撰写信史角度出发，刘知幾要求史家叙事在言语记述方面应从实而书，做到言必近真，因俗随时。所谓言必近真，一是对方言世语不可妄加文饰或遗弃；二是记人之言，应若出其口。王劭《齐志》多记方言、世语，当时学者指责其鄙陋无文，刘知幾则大加赞赏。他表彰王劭黜饰崇真、志存实录，“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验士风之不类”，反映了历史真实[6](P495)。北朝史家将少数民族质朴无文的语言，不是改为华语，就是遗弃。如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魏书》、牛弘《周史》等“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而令狐德棻《北周书》则“缺而不载”。对此，刘知幾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6](P495－496)这是指责崔鸿、魏收、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对少数民族语言不能从实而书，以致人们难以真切地了解中原地区数百年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变化。他还指出：“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至如翼犍，道武原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缺而不载。”“此而不书，何以示后？”[6](P179－180)在这里，他批评魏收、令狐德棻等不以质朴的少数民族语言入史，难以取信后世。刘知幾要求记人之言如出其口，也是为了避免因妄加文饰而使记载失真。如“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他称赞道：“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6](《杂说下》原注，P510－511)而“《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太公”。他则予以尖锐的批评：“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6](P510)他肯定《梁太清实录》而斥责《宋书》，是因为前者所记之言符合宇文氏文明未化之实际，若出其口，而后者将粗鄙无文的宋武帝酬答群臣之言虚加粉饰，失其真实。很明显，刘知幾提出记人之言若出其口，是要求史家撰述从言语方面反映历史真实。
    所谓因俗随时，则是要求史家以反映时代特色的语言叙事，切忌盲目崇古。刘知幾指出：“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膠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6](P136)故而书事记言应因俗随时，否则必定会出现“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的现象，以致“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6](P150－151)。这是说，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记述历史之文也应随之变化，若机械地模拟古代，必定造成记载失真。此外刘知幾还认为，语言的变化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风俗的变革。“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6](P150)史家若一味地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则不仅有碍于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且将使后世之人无从了解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6](P153)因此，他坚决反对“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刻意模拟五经、三史的叙事方法。
    论及《史通》之撰述宗旨时，刘知幾指出：“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6](P291)从叙事方面来看，所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主要是慎辨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之别，倡导“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这种文质相称的叙事风格，摒弃妄加文饰的浮华文风，从而使史家叙事做到如实传真。刘知幾对史家之文的强调，也彰显了文史分途之后史家自觉的史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