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国史成为一门学科已有些时日了。如果说，史学从总体上看与其他人文科学相比不是很景气的话，那么，国史这一断代史却在历史学中独领风骚，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十余年来，有关国史方面的档案材料陆续以各种形式公布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渐积累了一批，其中有些专题已经达到可以同国外同行学者开展学术对话的水准，这都是可喜的。然而，仅仅满足于以揭示历史真相为治史归宿，而不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终究难以促进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归根结底应以理性的思考为首要。基于这样的认识，本刊于2001年4月3日召开了“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邀请在京的有关专家相聚一堂，切磋交流。现将各位专家的学术见解按发言的先后为序摘登如下，以飨读者。类似的学术会议本刊还将召开多次，力求从不同方面，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以期推动国史学科的发展。我们热切希望学术界关注这个题目。
    “全球史观”和当代中国史研究
    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研究，不能脱离与这一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世界历史进程，即只有把当代中国历史作为当代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放在广阔的世界历史矛盾运动的背景中，才能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其核心内容是苏美两极格局代替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民主国家，并在世界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战后分裂的欧洲经历了重建和繁荣时期，克服了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危机，逐渐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1989年东欧发生了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崭新一页，由此，她的历史，她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即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这个体系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
    将当代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意见，学术界不少同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并已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方面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如在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上缺乏内在的联系，仅仅是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而不是历史地有机联系，多给人生硬的“嫁接”的感觉。所以如此，除去研究条件有待改进、人们的知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外，恐怕还同忽略了历史学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有关。由此我想到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而日益凸显出的“全球史观”问题。当然，这绝不是说简单地照抄照搬产生于西方的“全球史观”就可以解决上述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借鉴其积极有益的内容为我所用。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注：[英]G·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Geoffer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1955），第27页。）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他特别强调考察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近年，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的第1、2卷已译成法、德、意、西和日文、中文等10余种文字出版。I·沃勒斯坦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计划此专著写作4卷，从15世纪中叶直至当代。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注：[美]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基于上述认识，I·沃勒斯坦从全球出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其萌生之时起，就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作者以新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现已进入“混乱和告终”时期，21世纪中叶，它必然被一个或多个后继的体系所取代。“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注：[美]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德国学者A·G·弗兰克在其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提出，欧洲中心“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而“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他说，这部专著的价值在于它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
    I·沃勒斯坦和A·G·弗兰克有关中国问题的上述结论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恰恰是从“全球史观”出发，用“世界性的眼光”将中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西方学术界被认为是“极具挑战性”的，引起广泛的争论，同时也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由此想到，我们在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时，是将其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还是将其视为仅仅是“当代中国史”，是独立于世界史之外的当代中国史进行研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必然会影响到最后的研究结论。脱离世界史的中国史，和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一样，都不是完整的历史，都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的或世界的历史图景，而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认识、并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这是新世纪摆在中国史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