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研究应发挥探索和开拓的精神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
    国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客观地记载建国以来的历史进程，深刻地反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现代化的规律，总结经验与教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领域宽广、内涵丰富，并且随着建设现代化事业的进展，其研究的下限不断向前延伸。在历史学中，它可以说是学术价值越来越增强，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永远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分支学科。我国史学一向有重视记载当代史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不仅写“所传闻世”，而且写“所闻世”和“所见世”。司马迁著《史记》，一直写到他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一直写到五代，也是当时的“现代史”。我国近代史开端时期，民族危机严重，外侮日亟，刺激着感觉敏锐的史学家冲破乾嘉以来“考史”的藩篱，撰写当前活的历史，魏源即发愤著成《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并且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1956年即指出：“现代近代的事，最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明显地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参见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这些论述，对于进一步认识国史研究的史学价值是很有启发的。
    研究当代史，当然与当前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应当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重视学习党的文件，掌握其精神实质并加以运用，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国史研究既然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就应当强调其学术性。即是说，在国史研究领域同样要充分地尊重学术工作的规律，鼓励学者发扬实事求是、求真求实、秉笔直书的精神，做到勇于探索。理由是：其一，因为所研究的是当代史，距离事件发生不久，对其认识，还需要以历史运动的发展进一步验证；其二，国史研究在资料上受到限制，档案材料只能逐步公布、公开，散落在民间的材料需逐步收集，口述史料有待调查、访问、整理；三是，史学工作者的认识，是逐步深化、逐步接近和达到客观真理的过程，应允许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经由初步考察，最终达到全面、准确的认识。即是说，即使研究者一时未能达到完全正确的认识，但只要推进了以往的认识，确有史实根据，就应承认它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应予欢迎、支持、鼓励。学术研究需要有探索的精神，宽松的环境，提倡不同意见的讨论争鸣。对于国史研究，我想尤为重要。当然，这些都必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才能发展和繁荣国史研究，并不断推进到新的水平。
    国史研究天地十分广阔，应当不断提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领域。既要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研究，又要加强民族、学术文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至社会习俗和民众心理的研究，还有各个专门领域和地区史的研究。在选题的规模上，除了像研究建国以来不同阶段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现代化建设的方针策略、党的建设的规律等这类宏观题目，以及研究某一时间、某一人物这类属于微观性的题目之外，我想还应强调“中观研究”。以下就我所想到的举出几项属于“中观研究”的课题，我想是有意义的：（一）对于建国后实现国家工业化所取得的成效的估价，显然存在着不同看法。一般似乎认为，建国初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恢复国民经济，此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显著成效，但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又造成很大的挫折，1962-1964年调整取得成绩，不久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因此从建国至20世纪60年代，实行工业化确有成就而不能估计过高。而据一位外国学者研究，却得出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不仅成就巨大，而且与世界同一时期的工业化发展趋势差距不大的结论。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对此作专门探讨，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二）建国后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水平和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及原先水平基本相同的地区在发展中拉开的明显距离（如山东与河南），农民生活状况及对策等。（三）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从广东到辽宁）的发展，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功经验。以前讲过“温州模式”，现在像苏南地区，不仅生产、生活都有以往无法想象的提高，而且人们的观念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如华西村，现在提出要在宁夏寻求发展，决心在西部地区再创奇迹，都值得及时研究和总结。（四）建国以后，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大力实行加强民族团结合作，扶植、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方面不但需要深入探讨，并且可与前苏联因民族关系处置不当而成为导致解体原因之一这种情形，作比较的研究。（五）生态环境的变迁，水利建设，及防灾、抗灾、减灾、救灾等项的经验和教训等。（六）学术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应作为一个重点。譬如，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看法，似乎建国后17年史学领域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没有多少成绩可言。实际上，我们若作深入一步研究，则证明这种看法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五六十年代的确存在教条化的严重问题，但它既不是贯串建国后17年的始终，更不能包括史学界之全体。造成教条化、公式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史学工作者因掌握唯物史观水平不高、经验不足所致，这是经过进一步学习、实践，经过批评和讨论能逐步克服的；二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其后“大跃进”时期，政治上“左”的路线的影响和误导。这一项，当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随着“左”的路线被彻底纠正，此一问题已不复存在。至于“四人帮”及其爪牙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十年内乱中在史学领域中蓄意颠倒是非、疯狂破坏，那是为了实现其政治阴谋，更不属正常学术研究的范围。而纵观整个建国后17年，初期，很有正常学术讨论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气氛，并且广大史学工作者、历史教师学习唯物史观是自觉自愿的。范文澜、翦伯赞等在解放初期，都撰文对本人在解放前的著作中存在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1951年的《学习》杂志上，先后登了黎澍的两篇文章，对两位著名学者侯外庐和吴泽论著中存在的缺点提出尖锐而诚恳的批评，而两位学者也都撰文表示接受和感谢。以上可见建国初认真探讨、民主讨论的学术空气之一斑。1956年，范文澜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即对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的错误倾向大力针砭，提出：“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的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他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1959年以后，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都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以论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观的术语，不要史实，抛弃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变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的批评。在范老等人身上，才真正体现出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17年中，产生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国史纲要》、《中国思想通史》等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还有一批原来熟悉考证方法的学者，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之后，学术工作达到了新境界；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在整理出版大型史料丛刊，和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等项也取得很大成绩。总之，建国后17年中，史学领域虽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但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通过研究，正确评价17年的史学研究工作，对于我们今天在大力学习外国有用东西的同时，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并发展唯物史观，坚持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