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副教授）
    第一，关于国史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是衡量一个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史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学术规范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存在的问题亦很明显，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由意识形态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进一步转换问题。由于国史同现实、同意识形态的联系比较密切，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国史要为而且必须为弘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弘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故其负有不可推卸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但另一方面，国史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又需要客观、严谨的态度、方法和话语，需要将研究对象充分客体化，保持研究所必需的距离，而不能先存有某种价值判断或倾向，然后据此去论证，这样做既不利于学术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换个角度讲，因为国史既是历史，同时又负有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因此国史宜有两套话语，一是用于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是用于研究的学术规范话语。在学术研究中，国史学者应该尽可能地运用学术规范话语。无庸讳言，意识形态与客观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二者之间的也有互补关系，具体地说，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学术研究的准确和深入，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或借鉴。所以，促进国史研究中的话语转换，不但不意味着削弱国史所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反而会使这种功能更为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将极大地促进国史研究，进一步提高其学术水平。
    第二，关于国史的写法和体系问题。国史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在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国防、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有机的综合，而不是板块式的相加，要凸现历史发展的主要轨迹或主干，予人以启发性的认识。目前的许多国史专著，总给人一种感觉：即各方面内容的简单相加，甚至是在原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基础上又加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活动，加上外交、国防、文教、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缺乏有机的综合和分析，缺乏整体的交融和不可分感，缺乏宏观的把握和考量，这是国史学者需要注意并应解决的问题。
    第三，国史可以说是断代性质的全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换句话说，国史既要写国家层面上的决策过程，又要写社会层面的反映和动态。目前国史研究中，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动态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历史是复杂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要再现复杂而生动的历史，描述组成社会的普通人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是会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的再现。社会的反映，群体的影响，普通个人的动态，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历史的全貌。新中国的历史并不长，许多重大历史活动的普通当事人仍然健在，通过某种方式搜集他们当时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资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目前学术界提倡的口述史料、社会调查方法等等，都是国史学界应该重视并应积极借鉴的。
    第四，关于国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问题。国史是综合史，是当代史，其研究的问题广泛，而且与现实存在较密切的联系，其中某些问题，例如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国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必须开阔和多样，必须注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别是要注意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府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即使是历史学领域内，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亦是层出不穷，亦需给予关注和吸收。只有如此，才能使国史研究更客观、深入，使立论更坚实、科学。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广泛交流，因为交流需要共同的话语，需要建立对话的基础，而方法论、分析架构、学术话语则是构成对话的重要基础。客观地说，国史学界虽然也有学者意识到并开始在该方面努力，但就总体来讲，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开展多学科交流，还做得远远不够。
    当然，国史作为一门学科仍很年青，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有些问题也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笔者在此提出的意见，仅供国史学界参考、批评。
    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
    李向前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我想，它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专门的国史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建立而推动的。由此，国史的学科定义、涵盖范围、研究对象以及它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等，越来越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过去，国史无疑是覆盖在1949年以后的党史中的。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似乎也就是共和国史。党的领导是决定一切的，因而不需要再去划出一个国史来。但在事实上，这种看法显然同现实生活存在误差。共和国史不等于中共党史，这是肯定的，可是人们发现，这种不等同却又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原因既在于我们的传统认识，又因缘于我们党和国家特殊的运行机制。因此，在两者的明确学科分类上，我们还面对着难题。
    对此，我提不出高明的意见。但理性告诉我，把党史与国史的概念作出准确划分，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我的这种想法是受到来自国外一份资料的刺激。这份资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证，在理性上加深我们对党史与国史区分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