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美国科罗拉多学院曾经举行过一次国际性的讨论会，会议的题目叫“中国党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研讨会”（Confer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and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会议的论文，后来出过一个集子，主要讨论中国1949年之后各个时期的历史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会议题目中“党国”（PARTY-STATE）这个字眼，无论从字面还是内涵上理解，都有些不那么“顺耳”。
    什么叫“党国”？美国学者曾经在他们的著作里给出过定义。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的《中国研究专刊》第37种《建设民族国家--四十年后的中国》一书，辑录了一篇名为《中国：党国对社会》（Party-St-ate versus Society in China）的文章。文中对“党国”的解释是这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被看做是党对国家在限制和自由两极中施控的变动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党就是渴求一种极权性的控制。也就是说，它的目标就是主宰经济、政治和上层建筑生活包括教育、文化、传媒、社会规范、价值观以及宗教等一切方面。它的活动凌驾于社会和法之外。它宣称，这样做不是由于自己权力的原因，而是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前进的必要措施。”用通俗的和我们听得懂的话说，所谓“党国”，其实就是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极权”（有时被翻译成“全能主义”）和“专制”。它凌驾在法之上，对国家和社会实行独断的控制。除了党的指挥和安排之外，国家和社会生活等于零。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与所谓民主背道而驰的。
    尽管我们并非不熟悉这些“弦外之音”，但它们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量。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和国家与社会，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党对国家的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党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等，都需要我们作出研究和解答。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党史和国史，作为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活动的记录，党史应该把着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党史的研究对象，要不要有自己特定的范围？怎么界定这个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党的生活当然不能代替国家和社会的生活，党的活动也绝不是所谓“全能”的。那么，怎样科学而有说服力地阐述党的活动与国家及社会生活的界限？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活动记录的国史，当然是要记述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重大国务、政务，那么在这其中，怎样把党领导和参与这些重大国务和政务的活动，同国史所记述的内容加以划分？而后，又怎样将国家和社会的具有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活动的规律，加以系统完整的描述和记录？这的确还是要下一番功夫去琢磨的。
    遗憾的是，自美国科罗拉多会议之后，我还没有在中国的任何书籍和刊物上，发现对“党国”说法（尽管这在西方可能并不是新的说法）的澄清或回应。这件事情在脑际盘桓了多时，现在终于有了某种觉悟：如果我们的党史和国史真的难分你我，写成大致一个样子，那么，它正好成了“党国”的一个证明。
    其实，随着改革开放的发生，我们身处的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其中影响最大最深刻者之一，就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以及根据这种变化的认识，研究党史与国史的不同概念，是我们历史学者的任务。
    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个认识问题就已经提到了人们面前。胡乔木大约是在理论上最早阐述这个问题的人，1980年9月21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他说：“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党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他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注：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这里谈到的党的领导范围、领导方式、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党的活动与宪法、法律的关系等等，在概念上过去是没有精确解释的。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对它们加以“具体”的解释。因为无论现实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有了这个必要。
    所谓精确“具体”的解释，是指两个问题：一、做概念的划分，即党和国家的生活到底应包括什么不同的东西？一般说来，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这就是胡乔木所说的，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和它“究竟怎么领导？”而国史则主要是研究国家的活动与状况（主要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这些“大”的方面），这其中应该包括国家的权力构成，法的制定，政策、方针的制定实施过程，以及国家行政管辖的基本面貌等。至于社会层面的东西，在改革开放前，社会活动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生活趋于多元化，其情景也变得复杂起来，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显然不可能把对象包罗得太广。
    其二，是限度问题。无论党史国史，都有一个对象限度的把握。就党史而言，正如胡乔木所说，究竟党领导到多大的范围？这是需要研究的。事实上，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同理，国史研究也不应该是无限度的，它的限度应在中央国家政权的活动范围。超过了，也会导致失范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即是叙史的区别。党史与国史，都是历史，都离不开对已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描述。但党史的叙史，应把社会的历史（这里取广义）动向，有意识地作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的背景来写。也就是说，党史的叙史，不是要表现社会历史的全貌，党史的任务，是把党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所作出的反应，真实地、逻辑地表现出来。它对社会历史的关照，只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前者的限制或推动，而不是相反。此外，由于党的行动，给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这亦应包含在党史的叙述范围之内，但不是主体。党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目的和有选择地进行叙史。
    而国史的表现恰是相反的。社会历史（这里也用它的广义）应是国史的主体。它的叙史，主要是准确而逻辑地勾画出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家和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内部的联系。由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和指导的。因此，国史的叙史，实际是展示、记述这些政策对于社会历史所产生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党史和国史的叙史，在“方位”上面应有明显区别。
    我不能肯定，上述这番议论有否价值或是妄议？不过在最后，我仍愿意重复开篇的话题：党史与国史的区别，在现时代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它既反映着我们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现代性认识，也是对某些“专制论”、“全能政治论”的必要回应。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在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意义上讨论两者的区别。同时，在这种讨论中，不断成熟我们的学术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