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刘知幾要求慎辨文人之文与史家之文，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历史著作的文学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中，则被作为历史哲学问题来讨论。海登·怀特指出：“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作的思考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8](P1)于是，历史叙述的“诗性”即历史著作的撰述风格和语言模式成为其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这种讨论历史写作的理论被称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史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与文学创作一样使用日常语言，而这种语言不是透明的中介。为使陌生的变为熟悉的、深奥的变成易懂的，史家必定要采用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等修辞技巧，这也是史家叙事所使用的唯一手段。而为了使叙述的故事具有完整性，史家还需要进行情节设置，即根据自己的性格偏好将历史事实按照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等不同模式编织出不同类型的故事。因此，历史叙事的特征是一种以叙事性散文为形式的言辞结构，与文学创作无别，历史著作则是一种文学制品。海登·怀特《元史学》就是以汇通史学与文学为目标。基于对历史撰述“诗性”的这种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实在本是混沌一片，是历史学家将叙事的结构、故事、意义施加于过去之上，因而历史叙事是虚构，不可能有如实直书，历史著作只能像文学作品一样隐喻地反映过去②。
    在后现代史家看来，诗性比喻是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无此，历史撰述无法进行或达到目的。因此，历史学家只能书写文学文本，难以再现历史真实。从史学即文学这一观念出发，他们否定历史知识具有客观性，从而动摇了历史学存在的基础。若将刘知幾与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叙事的文学性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认识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他们的认识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二者都注意到了历史叙事行文风格不仅仅是历史著作的表现形式，还影响到其内容。但刘知幾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史家那样将历史著作视为文学作品，从而否认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而是认为只要对历史叙事的文学性加以适当的约束，力戒妄加修饰，历史著作就能如实传真。他坚决反对文人修史，就是因为文人过分追求历史叙事的文学性，损害了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从刘知幾的有关认识来看，后现代主义史家因历史叙事的文学性而将历史撰述等同于文学创作，从而解构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极为偏颇的。同时，刘知幾的有关认识，为史家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笼罩之下深入理解与研究历史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
    注释：
    ①刘知幾的文史观、文辞观或叙事理论，不少学者进行过讨论。但对于其有关叙事与信史关系的认识，则只有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一书略有涉及，本文拟在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②参考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章氏遗书补遗[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5]施丁．刘知幾“实录论”[J].史学理论研究，2003, (4).
    [6]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8]海登·怀特．元史学[M].陈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