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如果将《俺答汗传》、《黄史》和《蒙古源流》关于孛罗忽被害时的达延汗年 龄的两种不同说法与孛罗忽真实卒年--1476年相结合进行推算，我们就会发现，蒙文史书 有关达延汗生年、即位年的各种说法的产生并非偶然。如果认定1476年孛罗忽死时达延汗四 岁，那么，他的生年就应该是1473年。再根据达延汗七岁即位的事实（这是有关达延汗纪年 的核心）可以推知其即位年应为1479年。这与《黄金史纲》所载达延汗猪年即位说相合，因 为1479年正是猪年己亥，达延汗的前任满都鲁可汗正是在这年夏天去世的。如果认定1476年 时达延汗只有一岁，则其生年即为此1476年，即位年应为1482年。1476年和1482年分别为旧 历猴年丙申和虎年壬寅，与《黄史》、《蒙古源流》所记达延汗木猴（甲申）年出生、铁虎（ 庚寅）年即位说各相差十二年。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在蒙古古老的十二生肖纪年上追加藏历 天干或汉历天干的是《黄史》和《蒙古源流》的作者。抛开这些后人追加上去的天干，我们 可以看到《黄史》和《蒙古源流》所记木猴年和铁虎年实际上是火猴年（丙申--1476年）和 水虎年（壬寅--1482年）之误，就是说，这些记载源于达延汗一岁丧父说。进而我们还可以 发现，《蒙古源流》虽然记载了达延汗四岁丧父的事实，但所记达延汗生年即位年却与持达 延汗一岁丧父之说的《黄史》完全一致。这是因为，《黄史》和《黄金史纲》虽然都是《蒙 古源流》的重要史源，但《蒙古源流》受《黄史》影响更深。因此，在推算达延汗生年和即 位年时，萨冈彻辰并未以自己所记达延汗四岁丧父说重新推算，而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黄 史》的推算结果，简单地把《黄史》的藏历天干换算成汉历天干了事。这只是《蒙古源流》 众多自相矛盾的和错误的纪年、记事中的一例。
        至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单从蒙文史料来断定达延汗确切的生年和即位年已不可能，因 为 根据不同记忆推算出来的各种说法看上去都能“自圆其说”。看来，要想确定蒙文史书上述 说法哪一个正确，还得靠汉文史料。
        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七年（1481年）出现了一个小王子，说他要与亦思马因联合入寇 。[6]（成化十七年五月己亥条）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小王子的身份。对阿台可汗以后的 北元或蒙古大汗，《明实录》往往讳称为“王子”，有时也称“王”。如阿台汗一般都被称 为“阿台王子”，而对其后的脱脱不花则称为“可汗”或“王”，偶尔也称“王子”。脱脱 不花幼子麻儿古儿吉思在《明实录》中也以“王子”出现，又被称作“小王子”，这是因为 麻儿古儿吉思即位时只有七岁，是北元第一个“小王子”（即小可汗、小皇帝）。继麻儿古儿 吉思为可汗的摩伦，汉籍有时称他为“王子”，有时又称“小王子”。继摩伦为可汗的满都 鲁，在《明实录》中最初被称为“太子”，即可汗之位后被改称为“王”（这与称脱脱不花 为“王”一致），从不称他为“小王子”。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至迟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 ）蒙古已有一位年幼的“小王子”即位，成为两年前死去的蒙古大汗满都鲁的继承人。这个 小王子就是见于蒙文史书的达延汗，与他一起行动的亦思马因，则是当时把持蒙古朝政的太 师，又是达延汗的继父。小王子达延汗见于《明实录》成化十七年记事中的事实，足以否定 《黄史》等蒙文史书所反映的达延汗1482年即位说。同时，因为达延汗是七岁即位，其1476 年出生说也就随之被否定了。
        《黄史》和《蒙古源流》有关达延汗即位年和生年的说法被否定后，就剩下《黄金史纲》 和《俺答汗传》的说法哪一个更准确的问题了。这一点可由蒙汉文史书所载同一事件去验证 。请看《明宪宗实录》成化十六年三月丙戌条的一段记载：
        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提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王越[等]奏威宁海子之 捷云：自二月二十二日选调京营、大同、宣府官军二万一千，出自孤店关，夜行昼伏。二十 七日至猫儿庄，分为数道，值大风雨雪，天地昏暗，急趋前进。黎明，去威宁海子不数里， 虏犹不觉。因纵兵掩杀，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一，斩级四百三十七……越既显贵，欲得封 爵而无名。会有边警，遽嗾直出师。比命下，越恶保国公朱永先征女真，不为己地。又闻河 套有虏潜住，河开则移于威宁，乃以计诒直，奏令永率大军由南路，己与直将轻骑由宣府、 大同，往会于榆林。既至大同，闻有虏营在威宁海子，劫之可树勋以自固，乃说直尽调两镇 劲兵，冒险袭击。时威宁虏自以不为寇，不虞官军之至，壮者仓卒或裸体得马而避，老弱者 多被杀掠，而直等乃以大捷闻。
        再看佚名《黄金史纲》，在叙述完达延汗即位的细节之后（中间插入了达延汗十一子、一女 的名字和简要情况）说：
        之后南移到aγan Gertei住牧。由Erkegüd（鄂托克名，源于元代的也里可温--引者） 派出了探哨。[他们]看见汉兵前来，就向可汗报信。又派Erkegüd的库登（Küdeng）、巴不 思（Babus）二人前去哨探，看到[汉]兵出可可合托（Kkeqotan）直奔[这里]而来。库登、巴 不思二人急趋到可汗处，一个从帐后唤醒[可汗和哈屯]，一个解来拴着的马，让可汗、哈屯 二人骑上，由Mayin tala逃出。其儿媳察罕章妃子[只]穿了一件银鼠皮短衣（原文）Keremün oγur-tai,Keremü指银鼠，oγcur实指内上衣--引者）逃出。那位察罕章妃子人称百 岁太后。之后[前往]克鲁伦住牧了。[2]（182-183）
        《明实录》所记“威宁海子之捷”和《黄金史纲》所记达延汗遇险经历显然指同一件事， 所 述一些细节（如裸体而逃等）都非常相似。当时，达延汗正率部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游牧于大 漠南北，大体为：秋天从克鲁伦河经哈喇莽来一带（今蒙古国东南部）南下到旧元上都之地 住牧，然后由此西行，先在威宁海子一带暂住，待冬初黄河封冻后踏冰进入河套，在那里过 冬。来年春初，趁黄河解冻前迁出河套，沿原路向东北游牧，夏初到达克鲁伦河。⑤《明实 录》所谓“河套有虏潜住，河开则移于威宁”，只指明朝方面能够观察到的、离明边较近的 一 段迁移路线。1480年二月，达延汗正是在出河套向东北游牧途中在威宁海子暂住时遭到明军 突袭，险些丧命。这件事留在了蒙古人记忆深处，到了17世纪初被《黄金史纲》的作者记录 了下来。但是，由于岁月的流逝，记忆难免暗淡。于是威宁海子（Kir naγur）变成了上都之 插罕根儿，⑥明军所出的长城关口也由大同相应地变成了可可合托即独石口。⑦看来，达延 汗是在其前任大汗满都鲁于1479年夏天病逝后不久即位，然后由漠北南下河套过冬，在返回 漠北途中遭到明军袭击。就是说，达延汗1479年即位说远比1480年即位说可信。
        总之，达延汗的生年、丧父之年和即位年分别为1473年、1476年和1479年。卒年则应是151 6年。⑧在蒙文史书中，《黄金史纲》关于达延汗的纪年最为准确，与《明实录》的相关记 载和线索也特别接近。《俺答汗传》有关达延汗生卒年的记载只有一年的偏差。这是因为， 《俺答汗传》的作者虽然知道达延汗七岁即位、享年四十四的事实，却将其卒年误为牛年。 《蒙古源流》所记达延汗四岁丧父说正确，而《俺答汗传》和《黄史》的一岁丧父说应予否 定。这一错误的产生当与达延汗祖孙四代的悲惨命运有关。达延汗的曾祖父、祖父均被也先 杀死，其父则死于满都鲁和癿加思兰之手。达延汗的祖父被害时父亲孛罗忽吉囊只有一岁 。《俺答汗传》和《黄史》显然是将孛罗忽吉囊一岁而孤之事按到达延汗头上了。《黄史》 的作者虽然知道孛罗忽猴年被害的事实，却因受达延汗一岁丧父说的影响，将达延汗生年误 为猴年，并在追加藏历天干时误“火”为“木”。
        应该指出的是，达延汗虎年即位这一误说在蒙古右翼广为流传。到了后来，由于“俺答封 贡 ”，随着明蒙交往的增多，这一误说便进入了明晚期的一些汉文著作。如明隆庆六年（157 2年）成书的佚名《北虏始末》及万历四十年（1612年）成书的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等都把小 王子把秃猛可即达延汗的即位年系于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⑨在小王子达延汗即位年这 一点上，《北虏始末》等书的记载之所以与17世纪成书于蒙古右翼的《黄史》等著作的记载 相同，那是因为史料来源相同，它不能反过来成为蒙文史书达延汗虎年即位说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