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达延汗的本名
        见于汉籍中的成化年间的小王子与弘治年间的小王子为同一人，也就是蒙文史书中的达延 汗。“达延汗”之“达延”是汉语“大元”的音变形式，前引《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五月 乙酉、九月乙丑等条说小王子自称“大元大可汗”或“大元可汗”以及何梦春奏折说达延汗 “以敌国自居”（明朝的“敌国”就是大元），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蒙文 史书对达延汗的身世和本名的记载完全一致，都说达延汗是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之子、本名 把秃猛可。但在《明孝宗实录》中达延汗之名却作“伯颜猛可”。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名字 居然与蒙文史书所记达延汗父亲的名字完全相同。蒙古人中，父子乃至几代人拥有同一个 称号（往往是尊称）之事虽然常见，但父与子名字完全相同则与蒙古习俗相悖。因此，作为达 延汗本名“把秃猛可”与“伯颜猛可”只有一个正确。《明孝宗实录》所见达延汗本名虽然 来自礼部打探的消息，但毕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不能轻易否定。而蒙文史书虽然成书较晚 ，但记载蒙古内部事情远较汉籍准确。因此，要说包括达延汗子孙在内的蒙古人把达延汗父 子的名字弄混了，这又很难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注意《明孝宗实录》和蒙文 史书以外的记载。
        前引郑晓《皇明北虏考》说成化后期继满都鲁为蒙古可汗者名为把秃猛可。《北虏考》成 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但书中有关蒙古的记载多来自嘉靖初年郑氏在兵部职方司任职期 间所接触的档案或情报。郑氏的记载告诉我们，兵部所知达延汗本名与礼部所知达延汗本名 不同，而前者与蒙文史书所记达延汗本名不谋而合。
        再看《明英宗实录》的有关记载：天顺三年（1459年）正月辛卯条“迤北伯颜王部属达子阿 木敦来降……”。四年七月己丑条“敕镇守甘肃太监蒙泰等曰：今得宁夏总兵等官奏报，虏 酋孛来、毛里孩、阿罗出、肯者、伯颜领一万五千人在谎泥山驻扎，要往宁夏迤西掳掠。” 当 时，东蒙古刚刚经历也先之乱不久，“元裔”脱脱不花可汗及其家族遭也先屠杀后已所剩无 几。在天顺、成化年间见于《明实录》并拥有王号或太子称号的东蒙古首领不是侥幸逃脱也 先魔掌的脱脱不花家族成员就是黄金家族旁枝--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的首领。（17）因 此，这个伯颜王当属黄金家族成员无疑。“伯颜”应是“伯颜猛可”的省称，即指蒙文史书 中的达延汗之父“伯颜猛可”。此时他已被原属其祖父阿八丁王的阿儿秃斯部众拥立为晋王 ，（18）并与他的救命恩人孛来和未来的岳父阿罗出等人一同游牧。（19）从郑晓所记达延汗本 名和《明英宗实录》所见达延汗父名我们可以认定，达延汗本名为把秃猛可，而伯颜猛可则 是其父孛罗忽吉囊（晋王）的本名，蒙文史书所记不误。郑晓虽然正确地记载了达延汗本名， 却未 能摆脱成化二十三年刘潺所报“小王子已死”这个假消息，加之受礼部误称小王子为“伯颜 猛可”的影响，创造了把秃猛可、伯颜猛可兄终弟及说。弘治初年礼部在给小王子回书时显 然将其名字与其父名字弄混了，可能是把得自蒙古人口中的“伯颜猛可之子把秃猛可”误传 为“伯颜猛可”了。
        ①原田淑人《明代的蒙古》第八章《达延汗统一蒙古》，载《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11期， 1909年。和田清《论达延汗》，载《史学杂志》27-3，1916年，又载《东亚史研究·蒙古 篇》，东洋文库，1958年。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第三章《达延汗生平与事业》， 同朋社，1979年。佐藤长《达延汗史实与传说》，载《史林》48-3、4，1965年。冈田英弘 《达延汗的年代》，载《东洋学报》48-3、4，1965-1966年；《达延汗的先世》，载《史 学杂志》75-8，1966年。后文还要提到他们的论著，恕不一一注出。
        ②乌兰《关于达延汗史实方面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3；《Dy an与“大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1；薄音湖《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载《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4。
        ③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一年十月己卯条，明宪宗在给张懋等的敕谕中称：“近闻北虏 满都鲁潜立名号”；又次年四月丙子条，监察御史薛为学等奏称：“近者，虏酋满都鲁自称 可 汗”。可知，满都鲁即位年为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年），与《黄金史纲》满都鲁羊年即位说 相合。
        ④《黄金史纲》（第170页）说孛罗忽虎年被害；《黄史》（第114-115页）谓达延汗木猴年生 、是年一岁丧父。孛罗忽被害时31岁；《蒙古源流》（第339-346页）则谓孛罗忽吉囊戊子年 时29岁，历三年被害。其中，《黄金史纲》将孛罗忽被害之年猴年误为虎年，使其被害年或 提前或推后了六年。无论认定此虎年为庚寅（1470年）还是壬寅（1482年）都与《黄金史纲》自 身的另一种记载即达延汗在其父死后于猪年七岁即可汗位这一说法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 为虎年至猪年相差九年，即便达延汗是其父的遗腹子，即位时也不可能只有七岁（六周岁）； 《黄史》虽然知道孛罗忽猴年被害的事实，却在猴年前误加了藏历天干“木”，致使孛罗忽 被害之年提前了12年，所记孛罗忽被害时的年龄，也与孛罗忽被害时的实际年龄--25岁不 符；《蒙古源流》则沿袭了《黄史》和《黄金史纲》的达延汗猴年生、孛罗忽虎年卒这两个 误说，分别将其推定为甲申（明天顺八年、1464年）和庚寅（明成化六年、1470年）。
        ⑤参见曹永年撰写《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196-19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达力 扎 布《明代漠南蒙古史研究》第43-46、95-96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
        aγan gertei亦见于《俺答汗传》（第9页B面），作ang duyin（angdu-yin） aγan gertei。angdu-yin意为“上都的”， aγan gertei则意为“有白房子”。此 即元代的东凉亭，明代汉名“三间房”，音译“插罕根儿”，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
        ⑦茅元仪《武备志》（清道光活字本）所收《蓟门防御考·译语》谓“独石”为“可可合托 ”。
        ⑧对《黄史》和《蒙古源流》所说达延汗享年80岁，于癸卯年（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去世之说学界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佐滕推测，这一错误是在追加天干时产生的。本应是己 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被误为癸卯。乌兰指出，改正后的癸卯仍有错，它隐去了巴儿 速孛罗（本名阿着）在达延汗之后一度夺取蒙古大汗之位的历史，把巴儿速孛罗在位的三年算 在了达延汗头上。
        ⑨参见顾炎武辑《皇明修文备史·五原考界附北虏始末》，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 》，书目文献出版社；《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
        ⑩冈田英弘就有这样的误解，参见前引冈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