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明巡抚辽东都御史刘潺等奏报：“卜兰罕卫与泰宁卫夷人传报，小王 子已死，且言欲从喜峰入贡，因与泰宁卫同于马市交易。”[6]（成化二十三 年三月癸卯条）这年八月，明宪宗崩，孝宗即位，改次年为弘治元年。恰好从这年起，《明 孝宗实录》中又出现了一位自称“大元大可汗”的小王子和被称作“伯颜猛可王”的蒙古首 领同时遣使明朝，几次与明朝通贡。《明实录》的这些记载，使后人产生了误会。早在16世 纪中叶成书的《皇明北虏考》中就有了成化年间有位叫把秃猛可的小王子继满都鲁为可汗， 弘治初年把秃猛可死，其弟伯颜猛可继为可汗之说。与之相应，学界也有了达延汗不是一人 ，而是两个人，蒙文史书有关达延汗的记载不足凭信等一系列说法。
        要想弄清达延汗是一人还是两人，或是说要证明蒙文史书可信与否，关键在于解决下面两 个问题：一是要确定弘治元年出现的“大元大可汗”小王子与伯颜猛可是否是同一人；二是 要弄清见于《明宪宗实录》中的小王子是否在成化二十三年已死，或者说刘潺等得到的消息 是否属实。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不能用《皇明北虏考》等晚期著作去评判《明实录》，只能 对《明实录》自身的矛盾记载作认真的辨析。实际上，只要认真分析《明孝宗实录》中有关 小王子“大元大可汗”与伯颜猛可王的记载，就不难看出二者是同一人。首先看一看弘治元 年的几条记载：
        1、弘治元年五月乙酉：先是小王子率部落潜住大同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势将入寇。至是 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守臣以闻，下兵部， 复奏谓：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欲与敕书，称呼之间似难为言。一言之间彼之 臣否顺逆遂见，不可不虑，请集廷臣议。于是太师英国公张懋等会奏：……今彼既在边候旨 ，宜且降敕大同守臣，宣谕其酋长，果诚心入贡，则以小王子所遣应入者名数上请，遣内外 重臣迎之如故事。若观望不来，亦听之。仍严我兵备，相机战守。从之。
        2、同年六月癸卯：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等奏：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今小王 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其来贡者一千五百三十九，马骡四千九百三十，已 暂验入边，安置大同馆……
        3、同年八月己未：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知院桶哈等来朝贡方物。
        4、同年九月乙丑：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桶哈等来贡。其使自一等至四等者凡十九人。阿 儿脱歹王、脱脱孛罗进王及知院脱罗干、阿里麻、伯牙思忽、那孩所遣使臣自二等至四等者 三十五人。初，自称大元可汗，奏乞大臣报使，以通和好。不许。既又比例乞升职。许之。
        很明显，这四条是对一次入贡之事的记载，前后原委清楚。自称“大元大可汗”或“大元 可汗”的小王子就是伯颜猛可王。九月乙丑条说伯颜猛可王“初，自称大元大可汗，奏乞大 臣 报使以通和好。不许”是指五月乙酉条之“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一 事。这里绝无小王子初即位，首称大元大可汗之意。⑩
        再看弘治三年的几条记载，它最能证明小王子“大元大可汗”就是伯颜猛可王：
        1、弘治三年三月辛酉：迤北并瓦剌使臣奄克卜花等贡方物马匹，赐宴并织金彩币等物有差 。
        2、同年同月己卯：迤北小王子使臣并瓦剌太师使臣恰恰等四十八人来贡。
        3、四年二月乙丑：迤北伯颜猛可王并瓦剌太师火儿忽力遣使努力等来贡。
        4、同年三月辛巳：迤北伯颜猛可王并瓦剌太师火儿古倒温等及其贡使捏列忽等奏乞别。赐 蟒龙衣服金酒器及诸用物。（11）
        这四条也是对同一次入贡之事的记载。萩原看出了瓦剌太师“火儿古倒温”和“火儿忽力 ”是同名异译。乌兰则进而指出使臣“努力”和“捏列忽”也是同名异译。由此自然就可以 把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等同。（12）
        至此可以肯定，弘治初年的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实为一人。那么，“小王子”与“伯颜猛 可王”为何在《明孝宗实录》中交替出现？答案在于当时的明蒙关系和明廷对蒙古的政策。 小王子在与明朝交往时自称大元大可汗，“以敌国自居”且“书辞悖慢”，“称与书而不表 ，……称我以南朝，……将北等我”。[7]（卷一二六何梦春《上大司马相公书》）在这种情 况下，小王子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进给明朝的国书中。明朝方面则一直对大元复辟存有戒 心，因此，在正式回书时也不会称小王子为“大元大可汗”或“大元可汗”，更不能直接用 “小王子”这个俗称，以免引起这位骄横的蒙古可汗的反感。所有这些都使负责对外交往的 礼部官员感到很为难，“欲与敕书，称呼之间似难为言”。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千方百计地 打听小王子的名字，然后在其名字之后加一个“王”字，以称呼这位小王子。这样既不失“ 国体”又不违“祖制”，因为明廷一直讳称北元大汗为“某某王”或“某某王子”，正如前 文所指出的那样。经打探，小王子名为伯颜猛可（我们姑且不管这个名字是否准确），于是小 王子就以“伯颜猛可王”之称出现在明朝的敕书中。《明孝宗实录》的编撰者们显然不知这 些，于是信手将同一件事编排到了不同日期下，致使有关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的记载交替出 现。萩原指出：“小王子”是兵部的称呼，“伯颜猛可王”则是礼部的称呼。这一见解是 正确的。
        既然弘治年间的小王子与伯颜猛可王是同一人，《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九月乙丑条所谓 “初，自称大元可汗”并无小王子初即位、首称大元可汗之意，那么前此一年即成化二十三 年 刘潺所报“小王子已死”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刘潺的报告来自卜兰罕卫和泰宁 卫“夷人”的传报。卜兰罕卫即卜剌罕卫，是明永乐四年设立于嫩江一带的羁縻卫所，附属 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其人众为“女直野人”即兀者人。成化初，卜剌罕卫人众已南下明 宣府、大同边外，成为成吉思汗三弟哈赤温后裔瘸太子（名脱脱罕）统治下的部众。其头目阿 哈剌忽知院（第一知院）就是满官嗔-土默特部首领脱罗干，是蒙古化的兀者人。成化十二年 ，蒙古大汗满都鲁杀死瘸太子，吞并其部众，并嫁女于脱罗干之子火筛。从此，满官嗔-土 默特部就由成吉思汗诸弟后裔所统往流诸部的属部变成了蒙古大汗直属部众，脱罗干也就 成了满都鲁的心腹。满都鲁死后，脱罗干又与新即位的小王子一同打败太师亦思马因，成为 小王子手下领兵打仗的第一“大酋”。由此可知，在传报小王子死讯的同时持卜剌罕卫印信 要求入贡的正是脱罗干使臣。（13）
        那么，脱罗干传报“小王子已死”这一假消息的目的何在？从卜剌罕卫与明朝交往的历史和 当时的明蒙关系看，无非是为了能与明朝通贡互市。卜剌罕卫在天顺五年曾与兀良哈三卫一 同由喜峰口入贡。成化二年，卜剌罕卫使臣打兰帖木儿受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儿之遣与瓦 剌使臣一同取道大同入贡。明廷认为：卜剌罕卫“虽称迤北阿失帖木儿所遣，而文书不同， 印信文字又不明白，事有可疑。中间恐卜剌罕欲假以迤北名色，贪得厚利”。为防止朵颜等 卫也纷纷效仿“附和强虏，以要厚利”，特令对卜剌罕卫使臣不以“迤北”即瓦剌之例赏赐 ，而是以“朵颜赏例”赏赐。[6]（成化二年九月丙戌条）成化六年，脱罗干所遣使臣打兰帖 木儿与其宗主脱脱罕所遣使臣忽鲁哥等要求从宣府野狐岭入贡。兵部以为，“旧例迤北使臣 西自大同猫儿庄入，朵颜三卫东自喜峰口入，其野狐岭不系入贡之路。”为防止卜剌罕卫“ 假此窥伺边境”，让礼部派“谙晓夷情通事一人往喻之，约从旧路以入。”结果，卜剌罕卫 在明廷的安排下从旧路大同入贡，依“北虏”即蒙古本部之例得到了厚赏。[6]（成化六年正 月戊申；二月乙酉；三月丁酉、甲辰等条）此后，卜剌罕卫分别在成化九年和十一年两次入 贡。[6]（成化九年十月己巳、壬戌；十一年十月乙巳等条）成化十二年卜剌罕卫被蒙古大汗 满都鲁所控制，卜剌罕卫与明朝的通贡关系也因明蒙关系的恶化而中断了十多年。到了成化 二十三年，脱罗干部下再次持卜剌罕卫印信来到了兀良哈三卫的贡道喜峰口外，试图通贡贸 易。他们早已料到从喜峰口入贡在一般情况下必然会遭到拒绝，于是耍了个花招，编造了“ 小王子已死”这一假消息，以此作为能够从喜峰口入贡并与兀良哈三卫一同贸易的口实。他 们知道，遇有紧急军情或通报蒙古方面重要声息时明廷才破例允许“北虏”或兀良哈三卫由 对方贡道入贡。其实，明廷当时已识破了卜剌罕卫的花招，在得到刘潺等人的奏报后兵部上 言：“卜兰罕卫与满都鲁和亲，不入贡者十余年。一旦近边传报，欲容其为市或欲缓我边备 。宜谕辽东守臣，厚加抚恤，谕之曰：马市之设，朝廷所以待三卫，余不得同。如欲朝贡仍 以大同入。且谕泰宁等卫，自后勿得与之俱来。”
        成化十六年二月王越等在威宁海子附近奇袭“虏营”，致使达延汗险些丧命。第二年达延 汗便率众前来大同复仇，开始连年入侵明边。如，成化十七年二月蒙古大举入侵大同海东山 等墩堡，大同总兵官范瑾等因“屡被贼入境，杀掠人畜数多”而遭弹劾。[6]（成化十七年三 月辛卯；五月乙未等条）五六月蒙古骑兵又入宣府、大同境内杀掠。[6]（成化十七年五月癸 卯；六月己未等条）《明宪宗实录》在一段案语中说：“时虏自威宁被截之后，恒来犯边， 报复前仇。军马钱粮，赏赐调度，略无虚日，而边吏每以失机奏报，犯罪降谪者接踵不绝。 ”[6]（成化十七年六月丙寅条）这是对当时情形的真实描述。成化十九年，达延汗赶走太师 亦思马因后率三万骑再次来到大同“复仇”，与明军厮杀两昼夜。据明将许宁所报：明军阵 亡586人，伤1110人，折战马1700匹，而蒙古方面只损失18人。[6]（成化十七年七月丙辰条） 实际上，明朝方面的损失远不止于此。（14）此后，蒙古对明边的零星剽掠一直不断，明廷不 时得到小王子要与瓦剌克舍太师（也先子）或与东蒙古阿出来（毛里孩之子）联合入寇的消息。 [6]（成化二十年三月己酉；九月壬子等条）很明显，在整个成化年间，达延汗一直与明朝处 于敌对状态，这是毫无疑问的。弘治元年，达延汗再次率部来到大同边外住牧，“营亘三十 里，势将入寇”。就在此时，他得知明宪宗已死，明孝宗即位，便以此为契机，试图改善同 明朝的关系，在以武力相威胁的同时要求通贡互市。许进所谓“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 向化，遣使入贡。”正指此而言。（15）
        总之，成化二十三年蒙古并无可汗之位更替之事，见于汉籍中的成化年间的小王子和弘治 年间的小王子或伯颜猛可王是同一人，他就是蒙文史书所载达延汗。明晚期著作中常见之成 化二十三年或弘治元年小王子把秃猛可死、其弟伯颜猛可继为可汗之说殊不可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