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科学学说传播的进展，在20世纪初尤为显著。其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这是当时学界的新风，进步学人的心之所好。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使是对现实政治愤怒、哀伤、绝望到极点的时候，国人也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看看这一时期创办的刊物和发表的文章，《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新世纪》、《新广东》、《新湖南》、《新民丛报》、《中国新报》、《中国新女界杂志》、《新世界学报》、《二十世纪之中国》，等等，仅从标题观之，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时人对于中华崛起于新世纪的企盼。“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复，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1]（《二十世纪之中国》，P71）“苟吾国人人求为英雄志士，不肯居人下，不肯让俄人、英人、法人争先，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有振兴之一日，必有与白种不两立之一日。为此事者，负此职者，非吾辈童子而谁？吾愿诸君，各用才力，以百折不回之气，而谋国事，则中国之兴，可翘足而待也。”[4]（薛锦江：《二十世纪之中国》，P529）此类内容，可谓比比皆是。
        不仅要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与富强，而且要创造出崭新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也有了更大的气魄和自觉。“今日者，乃吾学界中四千年未有之一大开辟也。绝亚洲大陆，横渡太平洋，涉美欧非澳诸区域，国殊教，人异俗，先二十周世纪，挟聪明智识之长，肆力于所见所闻，抽理于赜，断事必纲，网罗故实，摘英撷采，用学术为当时倡，通内外之邮，汇古今之全，风驰电激，薄影而飞，鼓自然之动力，借以操纵世宙，俾并出于一途。”[9]（陈黻宸：《〈新世界学报〉叙例》，P528）
        上述事例表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主题，体现了时代主题的要求，并成为推动革命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二、中西文化的论争
        中西文化问题虽不是文化的时代主题，但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在近代中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不断发生争论、见解歧异的问题。1902年，杨度在《〈日本学制大纲〉后序》一文中指出：“欲于今日持欧化主义，则顺国民之感情而摇国家之基础，其弊也，舍己从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国粹保存主义，则亦不足以固国家之基础而先以阻国民之进步，其弊也，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他认为：“欲求无弊，则莫如以日本之两主义后先相继者，吾以之同时并重，……同时并教，无所偏倚。”[10]（《〈日本学制大纲〉后序》，P72-73）
        杨度对于欧化主义和国粹保存主义利弊得失的概括是否全面、准确，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该文所揭示的“趋新”的欧化主义、“偏旧”的国粹主义，以及“无所偏倚”的中间路线，确实为这时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这个问题上很有代表性的三种思路。对此，学术界已有所研究，我们也不拟展开论述。这里，只想对几种思路的一些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谈一点看法。
        欧化主义者非常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传播，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这是大致不差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其一，他们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封建的三纲五常、孔孟儒学。他们倡言“孔丘之革命”，是因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11]（绝圣：《排孔》，P208），从而揭示出传统儒学与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他们还宣传科学道理，反对封建迷信、陋俗。应该说，他们的批判实为当时新文化发展所必需，是为建设新文化而扫除障碍。对此，他们有着一份自觉：“不将古来迂谬之学说，摧陷而廓清之，则新世界之文明无自而入”[1]（《教育泛论》，P404）。“欲昌明真道德，又不可不排斥伪道德。盖伪道德与真道德实有不能两立之理。”[11]（愤民：《论道德》，P853）其二，侧重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了信心。相反，他们坚信并致力于民族的复兴。主张努力吸收外来文明的马君武就充满信心地断言：“以中国飞扬突起于二十世纪，以中国优尚之人种，横行于此地球，何难之有！”[12]（《创造文明之国民论》，P123）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他们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如：认为中国的国粹“已属于过去之陈迹”，“尤当早于今日陈诸博物馆”。但是，恐怕这并非主流。况且这类说法往往是出现在以“动则称国粹”者为对象的、带有论争性的文章中。而且即使是在这类批评国粹主义的文章中，他们也还是肯定了周秦学术、两汉政治、宋明理学等“国粹”的历史价值，即当时“皆可超越一世，极历史之伟观，较诸希腊罗马未或下也”。他们只是强调随着社会的进化，应该创造新文明而不能临摹旧文化。他们之所以在论说中有所偏重乃至趋于极端，是因为他们更担心“若专是古而非今，尊己而卑他，标异于人，而以助国界之愈严明，梦想草昧，而使人群之退化”[11]（反：《国粹之处分》，P192-193）。“醉心欧化”的人不能说不存在，但不应将主张学习西方者都归之为“醉心欧化”。因此，当时论敌国粹派所赠的“醉心欧化”，不能说是对这一思路全面的、本质的准确概括。
        关于国粹保存主义者，当时的情况复杂，有封建守旧派、“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也有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里，我们只想针对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情况强调两点：
        第一，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有所谓“古学复兴”之说，但并非无批判地肯定。比如，他们也反对儒学独尊，提倡思想自由。不是把孔子及儒学作为圣人和圣经来崇拜，而是作为历史人物和文献典籍来研究分析，也就是说，要把儒学从独尊的统治的地位降为普通的学术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