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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 龚书铎/宋小庆 参加讨论

    西方社会科学学说传播的进展,在20世纪初尤为显著。其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这是当时学界的新风,进步学人的心之所好。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使是对现实政治愤怒、哀伤、绝望到极点的时候,国人也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看看这一时期创办的刊物和发表的文章,《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新世纪》、《新广东》、《新湖南》、《新民丛报》、《中国新报》、《中国新女界杂志》、《新世界学报》、《二十世纪之中国》,等等,仅从标题观之,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时人对于中华崛起于新世纪的企盼。“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复,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1](《二十世纪之中国》,P71)“苟吾国人人求为英雄志士,不肯居人下,不肯让俄人、英人、法人争先,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有振兴之一日,必有与白种不两立之一日。为此事者,负此职者,非吾辈童子而谁?吾愿诸君,各用才力,以百折不回之气,而谋国事,则中国之兴,可翘足而待也。”[4](薛锦江:《二十世纪之中国》,P529)此类内容,可谓比比皆是。
        不仅要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与富强,而且要创造出崭新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也有了更大的气魄和自觉。“今日者,乃吾学界中四千年未有之一大开辟也。绝亚洲大陆,横渡太平洋,涉美欧非澳诸区域,国殊教,人异俗,先二十周世纪,挟聪明智识之长,肆力于所见所闻,抽理于赜,断事必纲,网罗故实,摘英撷采,用学术为当时倡,通内外之邮,汇古今之全,风驰电激,薄影而飞,鼓自然之动力,借以操纵世宙,俾并出于一途。”[9](陈黻宸:《〈新世界学报〉叙例》,P528)
        上述事例表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主题,体现了时代主题的要求,并成为推动革命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二、中西文化的论争
        中西文化问题虽不是文化的时代主题,但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在近代中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不断发生争论、见解歧异的问题。1902年,杨度在《〈日本学制大纲〉后序》一文中指出:“欲于今日持欧化主义,则顺国民之感情而摇国家之基础,其弊也,舍己从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国粹保存主义,则亦不足以固国家之基础而先以阻国民之进步,其弊也,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他认为:“欲求无弊,则莫如以日本之两主义后先相继者,吾以之同时并重,……同时并教,无所偏倚。”[10](《〈日本学制大纲〉后序》,P72-73)
        杨度对于欧化主义和国粹保存主义利弊得失的概括是否全面、准确,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该文所揭示的“趋新”的欧化主义、“偏旧”的国粹主义,以及“无所偏倚”的中间路线,确实为这时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这个问题上很有代表性的三种思路。对此,学术界已有所研究,我们也不拟展开论述。这里,只想对几种思路的一些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谈一点看法。
        欧化主义者非常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传播,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这是大致不差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其一,他们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封建的三纲五常、孔孟儒学。他们倡言“孔丘之革命”,是因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11](绝圣:《排孔》,P208),从而揭示出传统儒学与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他们还宣传科学道理,反对封建迷信、陋俗。应该说,他们的批判实为当时新文化发展所必需,是为建设新文化而扫除障碍。对此,他们有着一份自觉:“不将古来迂谬之学说,摧陷而廓清之,则新世界之文明无自而入”[1](《教育泛论》,P404)。“欲昌明真道德,又不可不排斥伪道德。盖伪道德与真道德实有不能两立之理。”[11](愤民:《论道德》,P853)其二,侧重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了信心。相反,他们坚信并致力于民族的复兴。主张努力吸收外来文明的马君武就充满信心地断言:“以中国飞扬突起于二十世纪,以中国优尚之人种,横行于此地球,何难之有!”[12](《创造文明之国民论》,P123)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他们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如:认为中国的国粹“已属于过去之陈迹”,“尤当早于今日陈诸博物馆”。但是,恐怕这并非主流。况且这类说法往往是出现在以“动则称国粹”者为对象的、带有论争性的文章中。而且即使是在这类批评国粹主义的文章中,他们也还是肯定了周秦学术、两汉政治、宋明理学等“国粹”的历史价值,即当时“皆可超越一世,极历史之伟观,较诸希腊罗马未或下也”。他们只是强调随着社会的进化,应该创造新文明而不能临摹旧文化。他们之所以在论说中有所偏重乃至趋于极端,是因为他们更担心“若专是古而非今,尊己而卑他,标异于人,而以助国界之愈严明,梦想草昧,而使人群之退化”[11](反:《国粹之处分》,P192-193)。“醉心欧化”的人不能说不存在,但不应将主张学习西方者都归之为“醉心欧化”。因此,当时论敌国粹派所赠的“醉心欧化”,不能说是对这一思路全面的、本质的准确概括。
        关于国粹保存主义者,当时的情况复杂,有封建守旧派、“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也有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里,我们只想针对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情况强调两点:
        第一,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有所谓“古学复兴”之说,但并非无批判地肯定。比如,他们也反对儒学独尊,提倡思想自由。不是把孔子及儒学作为圣人和圣经来崇拜,而是作为历史人物和文献典籍来研究分析,也就是说,要把儒学从独尊的统治的地位降为普通的学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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