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马叙伦等一批政治观点不尽一致的学者，却对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倾向颇为相同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旧史学的批判。梁启超抨击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进而指出：“四弊”存而“二病”生：“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于有了“四弊”、“二病”，以致皇皇二十四史竟成了“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30]（P3-4）。章太炎则把传统史学的弊病归纳为五点：“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31]（P102-103）。刘师培也指出：“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32]（P275）。
        其二，对新史学的构想。就历史观而言，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为指导，使历史学能够“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就史学范围而言，他们主张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学的格局，努力提高“民史”的地位，大大拓展史学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陈黻宸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并且对外国史学“于民事独详”表示了肯定[9]（《独史》，P574,562）。当时，无论是马叙伦提出的“史学大同”说，还是陈黻宸在《独史》一文中为新史学所拟订的纲目，都明显反映出欲突破旧史学体系束缚的意图。而梁启超、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构想，就更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视野之广阔，远非传统史家所能比拟。此外，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借鉴西例、西法，以弥补传统史学的局限，这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如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所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在历数了中国旧史的弱点之后，他明确表示：“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
        应该承认，这批学人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构想与实践，虽然还有许多不甚周密的地方，但是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近代化，还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标志着史学的近代转型。
        关于白话文，这个问题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已被注意，但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到1900年以前，完全用白话文的报刊仅有六七种而已。到辛亥革命时期，对中国文字繁难、言文相分的批评则日益增多，提倡白话文的呼声逐渐高涨。有人提出：中国“欲文化之普及”、“百业之兴起”，就必须将文字分为“应用”和“美术”两类，前者“代记忆、代语言”，为人人所当习，故不求高深，且可杂以俚语、讹字。而以“典雅高古为贵”的“美术之文字”，则被说成是专门之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犹习工业者不必兼农事，习理化者不必兼政法也。”[11]（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P11）张謇这期间自办教育时贯彻的就是这一思路[22]（《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论国文示师范诸生》，P74-76）。刘师培一方面撰写《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废汉字之说，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字流弊论》一文中，他也总结出中国文字的五大弊端，承认“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对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俗语”、“造新字”，特别是“宜仿《杭州白话报》之例，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33]（P245）。当时，刘师培、宋教仁、孙宝瑄、宋恕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力图参酌中西，对传统的文字学加以改造，可见这个问题已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所关注。从实践上和社会影响上看，这一时期白话文报刊也大量增加。1901-1911年，白话文报刊不下一百二三十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进入民国后，白话报刊仍然存在。此外，清末的白话小说、白话教科书的传播也不容忽视。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那么，仅靠五四时期一份刊物、几个人的提倡，白话文运动是很难立即得到普遍响应的。
        对白话文的提倡，其意义决不仅限于语言文字的近代化和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它还关系到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保存国粹主义，为今日一大问题。国粹者何？即本国之文字是也。”[34]（P938）有这种看法的人在当时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也有人真切地感到：“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而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33]（P245-246）可以说，白话文的普及，实为构建新文化、新学科所必需。关于这一点，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看得更清楚了。1920年，陈独秀在一次题为《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的讲演中，不仅强调白话文具有的与文言文不同的“时代精神的价值”，非用白话文“不能达高深学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而且特别指出：“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关系，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35]（P49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在中国文化史上，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传播革命的思想文化，进行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这无疑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革命的文化毕竟不能等同于革命时期的文化。如果是从近代文化的角度去观察，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除了得益于革命者的努力之外，不革命的改良派，乃至反革命的清政府也都起了各自不同的作用--这里面当然存在着主动追求与被迫调整的差异，以及主观意愿同客观效果的背离，这都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将革命派、改良派以及革命、改良的对象统治者均纳入研究的视野，惟其如此，才能愈发彰显出近代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过程、一种趋势所具有的不可抗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