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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6)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 龚书铎/宋小庆 参加讨论

    在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马叙伦等一批政治观点不尽一致的学者,却对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倾向颇为相同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旧史学的批判。梁启超抨击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进而指出:“四弊”存而“二病”生:“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于有了“四弊”、“二病”,以致皇皇二十四史竟成了“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30](P3-4)。章太炎则把传统史学的弊病归纳为五点:“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31](P102-103)。刘师培也指出:“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32](P275)。
        其二,对新史学的构想。就历史观而言,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为指导,使历史学能够“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就史学范围而言,他们主张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学的格局,努力提高“民史”的地位,大大拓展史学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陈黻宸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并且对外国史学“于民事独详”表示了肯定[9](《独史》,P574,562)。当时,无论是马叙伦提出的“史学大同”说,还是陈黻宸在《独史》一文中为新史学所拟订的纲目,都明显反映出欲突破旧史学体系束缚的意图。而梁启超、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构想,就更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视野之广阔,远非传统史家所能比拟。此外,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借鉴西例、西法,以弥补传统史学的局限,这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如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所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在历数了中国旧史的弱点之后,他明确表示:“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
        应该承认,这批学人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构想与实践,虽然还有许多不甚周密的地方,但是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近代化,还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标志着史学的近代转型。
        关于白话文,这个问题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已被注意,但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到1900年以前,完全用白话文的报刊仅有六七种而已。到辛亥革命时期,对中国文字繁难、言文相分的批评则日益增多,提倡白话文的呼声逐渐高涨。有人提出:中国“欲文化之普及”、“百业之兴起”,就必须将文字分为“应用”和“美术”两类,前者“代记忆、代语言”,为人人所当习,故不求高深,且可杂以俚语、讹字。而以“典雅高古为贵”的“美术之文字”,则被说成是专门之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犹习工业者不必兼农事,习理化者不必兼政法也。”[11](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P11)张謇这期间自办教育时贯彻的就是这一思路[22](《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论国文示师范诸生》,P74-76)。刘师培一方面撰写《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废汉字之说,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字流弊论》一文中,他也总结出中国文字的五大弊端,承认“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对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俗语”、“造新字”,特别是“宜仿《杭州白话报》之例,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33](P245)。当时,刘师培、宋教仁、孙宝瑄、宋恕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力图参酌中西,对传统的文字学加以改造,可见这个问题已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所关注。从实践上和社会影响上看,这一时期白话文报刊也大量增加。1901-1911年,白话文报刊不下一百二三十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进入民国后,白话报刊仍然存在。此外,清末的白话小说、白话教科书的传播也不容忽视。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那么,仅靠五四时期一份刊物、几个人的提倡,白话文运动是很难立即得到普遍响应的。
        对白话文的提倡,其意义决不仅限于语言文字的近代化和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它还关系到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保存国粹主义,为今日一大问题。国粹者何?即本国之文字是也。”[34](P938)有这种看法的人在当时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也有人真切地感到:“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而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33](P245-246)可以说,白话文的普及,实为构建新文化、新学科所必需。关于这一点,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看得更清楚了。1920年,陈独秀在一次题为《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的讲演中,不仅强调白话文具有的与文言文不同的“时代精神的价值”,非用白话文“不能达高深学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而且特别指出:“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关系,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35](P49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在中国文化史上,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传播革命的思想文化,进行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这无疑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革命的文化毕竟不能等同于革命时期的文化。如果是从近代文化的角度去观察,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除了得益于革命者的努力之外,不革命的改良派,乃至反革命的清政府也都起了各自不同的作用--这里面当然存在着主动追求与被迫调整的差异,以及主观意愿同客观效果的背离,这都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将革命派、改良派以及革命、改良的对象统治者均纳入研究的视野,惟其如此,才能愈发彰显出近代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过程、一种趋势所具有的不可抗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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