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传统学术特别是一家独尊的儒学，自道咸以来就已呈败象。两千年来，学者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儒学研究中，仅据《四库全书总目》、《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围绕着总字数不超过70万言的13部儒家经典，人们就撰写了多达数千种、共23000余卷的著述。学者们不仅注释、阐发经典本身，而且还要注前人所“注”。然而，这种畸形的、表面的学术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危机。时至晚清，儒学汉宋两大主流派别的一个共同弱点就是多因袭而少创造，其研究的对象和判断是非的标准都是儒家的经典、先贤的注疏。“千古学术，孔孟程朱已立定铁案，吾辈只随他脚下盘旋，方不错走了路。”[25]（P14）--这就是当时一位理学家所标榜的治学原则。至于清代汉学一系，正如蔡元培指出：“其实乃朱学尊经笃古之流派，惟益缩其范围，而专研诂训名物。又推崇汉儒，以傲宋明诸儒之空疏，益无新思想之发展。”[18]（《中国伦理学史》，P101）没有思想的解放和新方法的引进，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学术已很难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对此，时人的不满和批评早已是不绝于耳。
        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孔批儒、提倡科学、新知，打掉了儒学身上神圣的光环，使人们能够尝试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就为整个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张扬理性精神，反对文化专制。这时人们对儒学的抨击，已不再陷于狭隘的门户之争，而主要是从追求思想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角度，对封建文化进行清理、批判。激烈批评孔学的凡人，其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指出：反孔是为了“破专制之恶魔”、“谋人类之独立”、“立学界前途之大本”；孔学自整体观之，“适用于今时者殆寥寥无足取法”，况且传统学术又非孔学能独擅其美，墨子之兼爱，佛学之平等，黄老之清静，申韩之整肃，汉唐之清流、党人，乃至考据、训诂，杂家、小说，均有可取之处，今人正当“合数千年吾国国学之精粹，各取其长，进而参考东西各科之新理，以求其是”，“何必株守一家之言，不深图世界万世之业欤！”[11]（凡人：《开通学术议》、《无圣篇》，P267-268，344-350）还有人指出：专制政体固然可恶，而“学术之专制尤可畏”[9]（《经术大同说》，P534）；以正统自居、排斥新理新说的儒学“道统”，“即学术之专制也”，它使人“不能独辟思想”，“其狭隘之范围，阻滞学术岂浅鲜哉”[4]（《道统辨》，P738）。
        破除对古圣先贤的迷信，也就意味着对自身理性的肯定。翻阅这一时期的报刊，时常可以看到这类说法：“我之所见为是者，则断然以为是，虽一国非之所不顾也”[1]（《教育泛论》，P402）；“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26]（P352）；“启明思潮横溢欧陆，其特色，一言蔽之曰：以理性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二者，仇君权教权，欲尽举旧有之制度文物而一新之也”[11]（旒其：《兴国精神之史曜》，P299），等等。这反映出，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开展和新思潮的传播，在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已出现了一种强调自尊、自立，张扬理性的趋向，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影响到了思想文化界。
        其次，提倡科学、新知。这一时期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运用，已不再限于用来富国强兵的声光化电算之类的自然科学技术，除了上面提到的理性精神之外，科学开始被人视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并可用它品评学术，从而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如留日学生陈榥批评儒家经典、古圣先贤的谈理论道“率诡异之言，杳杳冥冥，如空洞之有物。以斯为高，以斯为至”。所以，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古国，“仍不免以无学见羞于五洲”。所谓无学，他说得非常明白，就是指没有“科学”和科学的基础。其文贯穿的一个精神，就是强调以求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一味主观虚构[27]。同样，蔡元培在分析中国伦理学千百年少有进步的原因时，也将“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列为首位[18]（《中国伦理学史》，P107）。马君武是把逻辑学视为“科学之科学”，是“求真理之第一要法”、“实一切学术之根源也”[12]（《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P180）。王国维是以“无系统”来批评传统史学“不可谓之科学”，他并且认为可以此衡量所有学术[28]（《东洋史要序》，P381）。吴稚晖则指出：“科学之名词，不专属于物质，其表则名质数力，其里则仁义道德。凡悬想者为哲理，而证实者乃科学。道德仁义，不合乎名数质力者为悬想；以名数质力理董之者，是为科学。”[11]（燃（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P476）
        这时，人们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推崇科学的价值，而且在学术研究中有意识地学习、借鉴西方学术的理论方法。即如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的人也认识到：“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5]（《拟设国粹学堂启》，P631）有人更进而断言：“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28]（《〈国学丛刊〉序》，P367），“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方法。”[29]（P71,73）
        思想的解放，治学方法的更新，使人们得以不囿于旧说，取得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如：文艺学方面，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伦理学方面，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刘师培的《伦理学教科书》；史学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以及章太炎、刘师培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等等，大多成为具有标志性的著述。它们突破了维新时期康有为等将中西学术作简单比附的局限，恰如时人所言：“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以新理研旧学，精矣”（注：前句为孙宝瑄自诩，后者是他对友人章太炎的赞誉。《忘山庐日记》上，第529、566页。）。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再从文化部门分类的变化来看，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在这时出现进一步改变，如经学衰落、诸子学兴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使传统的史学、语言学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发展，如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体系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时期，传统学术已经在向近代转型。下面以史学和白话文运动为例，略作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