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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 龚书铎/宋小庆 参加讨论

    四、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传统学术特别是一家独尊的儒学,自道咸以来就已呈败象。两千年来,学者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儒学研究中,仅据《四库全书总目》、《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围绕着总字数不超过70万言的13部儒家经典,人们就撰写了多达数千种、共23000余卷的著述。学者们不仅注释、阐发经典本身,而且还要注前人所“注”。然而,这种畸形的、表面的学术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危机。时至晚清,儒学汉宋两大主流派别的一个共同弱点就是多因袭而少创造,其研究的对象和判断是非的标准都是儒家的经典、先贤的注疏。“千古学术,孔孟程朱已立定铁案,吾辈只随他脚下盘旋,方不错走了路。”[25](P14)--这就是当时一位理学家所标榜的治学原则。至于清代汉学一系,正如蔡元培指出:“其实乃朱学尊经笃古之流派,惟益缩其范围,而专研诂训名物。又推崇汉儒,以傲宋明诸儒之空疏,益无新思想之发展。”[18](《中国伦理学史》,P101)没有思想的解放和新方法的引进,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学术已很难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对此,时人的不满和批评早已是不绝于耳。
        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孔批儒、提倡科学、新知,打掉了儒学身上神圣的光环,使人们能够尝试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就为整个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张扬理性精神,反对文化专制。这时人们对儒学的抨击,已不再陷于狭隘的门户之争,而主要是从追求思想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角度,对封建文化进行清理、批判。激烈批评孔学的凡人,其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指出:反孔是为了“破专制之恶魔”、“谋人类之独立”、“立学界前途之大本”;孔学自整体观之,“适用于今时者殆寥寥无足取法”,况且传统学术又非孔学能独擅其美,墨子之兼爱,佛学之平等,黄老之清静,申韩之整肃,汉唐之清流、党人,乃至考据、训诂,杂家、小说,均有可取之处,今人正当“合数千年吾国国学之精粹,各取其长,进而参考东西各科之新理,以求其是”,“何必株守一家之言,不深图世界万世之业欤!”[11](凡人:《开通学术议》、《无圣篇》,P267-268,344-350)还有人指出:专制政体固然可恶,而“学术之专制尤可畏”[9](《经术大同说》,P534);以正统自居、排斥新理新说的儒学“道统”,“即学术之专制也”,它使人“不能独辟思想”,“其狭隘之范围,阻滞学术岂浅鲜哉”[4](《道统辨》,P738)。
        破除对古圣先贤的迷信,也就意味着对自身理性的肯定。翻阅这一时期的报刊,时常可以看到这类说法:“我之所见为是者,则断然以为是,虽一国非之所不顾也”[1](《教育泛论》,P402);“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26](P352);“启明思潮横溢欧陆,其特色,一言蔽之曰:以理性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二者,仇君权教权,欲尽举旧有之制度文物而一新之也”[11](旒其:《兴国精神之史曜》,P299),等等。这反映出,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开展和新思潮的传播,在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已出现了一种强调自尊、自立,张扬理性的趋向,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影响到了思想文化界。
        其次,提倡科学、新知。这一时期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运用,已不再限于用来富国强兵的声光化电算之类的自然科学技术,除了上面提到的理性精神之外,科学开始被人视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并可用它品评学术,从而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如留日学生陈榥批评儒家经典、古圣先贤的谈理论道“率诡异之言,杳杳冥冥,如空洞之有物。以斯为高,以斯为至”。所以,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古国,“仍不免以无学见羞于五洲”。所谓无学,他说得非常明白,就是指没有“科学”和科学的基础。其文贯穿的一个精神,就是强调以求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一味主观虚构[27]。同样,蔡元培在分析中国伦理学千百年少有进步的原因时,也将“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列为首位[18](《中国伦理学史》,P107)。马君武是把逻辑学视为“科学之科学”,是“求真理之第一要法”、“实一切学术之根源也”[12](《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P180)。王国维是以“无系统”来批评传统史学“不可谓之科学”,他并且认为可以此衡量所有学术[28](《东洋史要序》,P381)。吴稚晖则指出:“科学之名词,不专属于物质,其表则名质数力,其里则仁义道德。凡悬想者为哲理,而证实者乃科学。道德仁义,不合乎名数质力者为悬想;以名数质力理董之者,是为科学。”[11](燃(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P476)
        这时,人们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推崇科学的价值,而且在学术研究中有意识地学习、借鉴西方学术的理论方法。即如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的人也认识到:“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5](《拟设国粹学堂启》,P631)有人更进而断言:“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28](《〈国学丛刊〉序》,P367),“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方法。”[29](P71,73)
        思想的解放,治学方法的更新,使人们得以不囿于旧说,取得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如:文艺学方面,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伦理学方面,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刘师培的《伦理学教科书》;史学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以及章太炎、刘师培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等等,大多成为具有标志性的著述。它们突破了维新时期康有为等将中西学术作简单比附的局限,恰如时人所言:“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以新理研旧学,精矣”(注:前句为孙宝瑄自诩,后者是他对友人章太炎的赞誉。《忘山庐日记》上,第529、566页。)。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再从文化部门分类的变化来看,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在这时出现进一步改变,如经学衰落、诸子学兴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使传统的史学、语言学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发展,如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体系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时期,传统学术已经在向近代转型。下面以史学和白话文运动为例,略作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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