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进步学人主动追求新知之外,清廷的废科举、书院,兴学堂、奖励留学,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人们的知识结构进行着一种具有导向性、强制性的的调整。 一般认为,清末教育改革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同时又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前者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教学方式、方法和内容有意识的引进,西学科目的明显增多、渐成体系等。而其封建性则突出体现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及在课程设置方面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然而,西学的传播与儒学的衰微,作为一个趋势并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抗拒和固守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一点就是在清廷主持的教育改革中也可看出某些端倪。以下反映清末学堂读经讲经课程的表格,是根据清廷颁布的有关章程综合而成的: 学堂名称周课时合计约占总课时百分比 初级师范45(5年)25% 优级师范15(3年)13% 中等学堂45(5年)25% 中等学堂文科50(5年)28% 中等学堂实科15(5年)8% 改订中等学堂文科31(5年)17% 改订中等学堂实科15(5年)8% (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下册。) 从上表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首先,面对儒学衰微这一趋势,清统治者既有固守、抗拒的一面,也有被迫调整以顺应潮流的一面。作为癸卯学制的主要拟订者,张之洞很清醒地意识到改书院、变科举、兴学堂给儒学正统地位造成的冲击。他对经学课程的强调,就是对这种冲击的回应。“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张之洞的这种想法发自真诚,他对儒学地位的捍卫亦是不遗余力。但另一方面,张之洞又是识时务的。他不愿意看到儒学的衰微,但却从未奢望还能以科举、书院来拯救儒学的命运。他所做的不过是防范在前(加强经学课程),以及补救于后(奏设存古学堂)。 其次,分科教育进一步减弱了儒学的影响。宣统元年,清廷批准学部所请,在中学堂实施分科教育。分科之后,经学在文科中的课时仅增加了3%,但在实科中却被降为通习课,课时减少了17%,而实科中的算学、外语、理化、博物等课程的分量则都有所加重,课时增幅在3%-9%。宣统二年底,学部根据各方意见,又提出了分科教育的改订方案。虽然因清廷的灭亡而未及实施,但其间的变化仍值得注意。如文科的经学课时已经少于分科之前,程度也相应地有所下降。实科的经学课时虽未变化,但却取消了五年级的读经。 再次,专门学堂不设读经课程。较之分科教育,专业化潮流对儒学的冲击在大量出现的专门学堂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专门学堂中不设专门的读经课程,甚至在清末最后几年发展迅速的法政学堂也同样如此,虽然这种学堂的宗旨是为朝廷培养专门的政治、法律人才。此类学堂的儒学教育,大都由人伦道德一科来承担,一般每周为1-2个课时,仅约占总课时的3%-5%。 总之,虽然统治阶级这时仍然强调尊孔崇儒,坚持中体西用,但在实践中,则是对“用”日益重视,其内容也逐渐丰富,从实用技术到兼顾学理,由西艺发展到西政,甚至出现了以“用”压“体”的趋势。理学家的明体卫道之作和汉学家的解经注经,多被官方指责为空谈性命、空疏无用。在学校中,与“体”相关的课程不断被压缩,而讲授西学的课程则有大幅度的增加。官方正统儒学显现给世人的,主要是日益僵化且与专制王朝命运紧密相关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与社会的发展愈发脱节。 教育、考试体制的变革,对于人们知识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被人轻视的出洋留学,成为了名利兼收之举。“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夫航洋可学、可贵、可富、可名誉”[1](《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P386)。况且“自东国游学途辟,东学之输入我国者不少,新书新报年出无穷,几于目不暇给,支那人脑界于是不能复闭矣”[21](P739)。反之,那些固守旧学之辈,则明显地感到了生存的压力。“自国家变法以来,校士皆以策论考试,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故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问有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非但屏逐之,而且禁锢之”[21](P126)。他们自怜自怨,徒唤奈何。“时运之使然,无可如何者也”,“天意茫茫,令人难测”[21](P140、147)。虽然清廷对经学在课程设置中的比重有具体的规定,但事情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并不以清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在教育实践中,突破清廷有关章程的规定,致使在学堂教育中经书废读,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对此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不仅如此,时人已直接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规定读经的章程本身。比如,张謇不仅撰文批评小学读经不切实际,而且在《呈学部文》中,对规定小学读经的章程公开提出批评[22](《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呈学部文》,P22,86-87)。还有人则是借日人之口批评小学读经:“至经籍繁多,必不可令儿童背诵,以伤脑力;惟宜列为专门之学,以待学人之研究。若以列于普通教育,亦未见成童以下之学者真能治此也。”[10](《支那教育问题》,P44)停止小学读经,这对于改变知识结构可算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其意义深远。民国年间,张謇以及曾主持湖北自强学堂的程颂万都“自悔前之失计”,转而重提小学读经,理由之一就是少不读经,“及其成年受室,则与旧书长绝”[23](P35),“一切经书不复寓目”。[22](《尊孔会第一次演说》,P148)学者钱穆则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24]这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清末知识结构变化的成效。 无论是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主动的自我调整,还是按照政府导向被迫作出改变,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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