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花户不守乡规，拒不让乡地代垫。如前所述，乡地代垫粮银的办法，方便了绝大多数乡民。与此相关的村规，世代相沿，得到村众的普遍接受和官府的认可。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情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政权在1928年控制河北省之后，次年便宣布废除各地田赋银额推收管理中的社书制，试图以此杜绝粮册混乱，花户名不符实。与此同时，新政权试图改革田赋征收制度，力倡花户自封投柜，以此杜绝社书包收粮银、从中牟利的种种弊端。尽管在获鹿各村，花户纳粮多由乡地代垫，社书包收的情形极为鲜见（只限于少数寄庄地），但国民党政府的新举措，仍给当地带来冲击。个别花户，为了规避轮充乡地、为村民代垫粮银的责任，拒绝由乡地代垫，坚持自己赴柜纳税。该县南新庄便发生了一起这样的纠纷。1929年10月，该村村正薛得余状告3名村民“破坏村规”，不让乡地为之垫粮。据称，这3名村民“俱系无赖土棍”，坚持“各纳各粮”，“非改乡规不依”。但该村乡众多不识字，不愿更改村规。县长收到状词后，遂令区警赴村查实，按当地规章处理（注：获鹿档案656-3-57,1929。）。
        其三，花户拒不还垫。1915年，百岭庄乡地在垫付全村粮款后，向各户收垫，但村民王新顺屡讨不还，遂告到县衙门。知县立即票传被告到案。王新顺在庭上具结保证还清欠款，后交保释放回村（注：获鹿档案656-1-424,1915。）。需要注意的是，像这样公然“屡讨不还”的案例，在大多数村庄并不常见。乡地按时垫粮、花户及时还垫的做法，在那里世代相传，根深蒂固。获鹿档案中，欠垫不还的案例，比较多地发生在少数只有催粮乡地的村庄。那里的乡地，只负责在上下忙开征期间，督催各户按时赴柜纳粮，毋需替所辖花户垫付。只有在限期过后，才必须垫清各户未完粮银。由于不存在乡地事先垫粮、村民事后还垫的习惯做法和相应准则，乡地与村众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乡地为了避免期限过后替欠户垫粮的负担，在开征期间尽一切可能督催按时完赋。而短欠钱粮的花户，因无乡规约束，一味拖延还垫亦是常有的事。因此，欠垫不还的纠纷时有发生（注：相关的典型案例，见于获鹿档案656-1-599,1915; 656-1-392,1915;656-1-965,1918;656-1-1084,1919;656-1-1091,1919;656-2-438,1924。）。
        但发生税款纠纷最多的场合，还是在本县社书或法警与邻县寄庄花户之间。获鹿境内有13 435亩耕地，业主皆在邻近各县。同时，本县不少村民也在隔属购有土地（注：获鹿档案656-1-243,1916。）。这些寄庄地的粮银，通常皆由衙门包给专管粮银催收的社书征收，因为当地各村乡地，只负责代垫本村本牌花户的税款，并无替隔属业主代垫的义务。欠垫不还之事，之所以最易发生在寄庄花户身上，是因为他们多视外县社书或法警为外来之人，常常“仗地欺异”，“倚依隔属，抗不完纳”（注：参见获鹿档案655-2-12,1921-1927;656-3-1102,1919;656-2-439,1924。）。而社书法警之属，亦“［因］身居异地，不便硬讨”（注：参见获鹿档案656-1-909,1918;656-3-455,1931。）。作为外人，他们更不能指望当地村正乡绅从中调解。因此，每当遇到讨垫不还的情形时，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向县衙门呈控。在获鹿档案现存一百多件粮银纠纷案例中，大半皆为此类寄庄钱粮纠纷。而绝大多数寄庄花户在收到传票后，总能及时还欠。
        总的说来，除了少数只设催粮乡地的村以及作为例外的寄庄地之外，在获鹿绝大多数村社，乡地制的运行，直至1931年被国民政府新创的乡长制取代之前，是大致正常、有效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当是该县历年完成赋额的情况。光绪七年（1881）刊刻的《获鹿县志》即谓当地“农专务力田，官赋易完”（注：光绪《获鹿县志》，72页。）。获鹿知事在1923年给省府的报告中亦称，该县“向系年清年款，并无民欠”（注：获鹿档案656-2-288,1923。）。这位知县的话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不过，笔者所掌握的零星统计数字显示，当地百姓确是近乎百分之百地完成纳税任务。例如，1915年获鹿应征地粮银额总计53 448两，当年全县实收53 343两，为应征粮额的99.80%（注：获鹿档案656-1-396,1915。）。再如1930年和1931年，获鹿因征粮额分别为54 119两和53 915两，实收54 043两和53 881两，分别占当年应征税额的99.86%和99.94%。相比之下，这两年河北全省的实收税额，分别仅为应征税额的76.50%和81.09%，远远低于获鹿县的水平（注：李鸿毅：《河北田赋之研究》，412-424页。）。这从一个侧面显示，获鹿县的乡地制，在确保村民及时完税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县衙门之所以能够近乎百分之百地完成税收任务，大半是靠了各村乡地的及时垫款（就绝大多数村而言）或乡地的督催及期限过后的代垫（就少数只设催粮乡地的村而言）。
        四乡地在地方买卖中的做中、抽用
        乡地的主要职责，除了垫粮、催粮之外，还包括在地方买卖中做中间人。按获鹿各地乡规，凡有村民欲做任何买卖，皆需由乡地出面，为其寻找买主或卖主，从中说合成交，然后为之立契，并抽取佣金。让乡地在本村或本牌村民买卖中做中、抽用，主要目的是为了抵消或某种程度上补偿其在垫粮中的各项开销，包括为垫粮而借款项所付出的利息，以及赴柜投税的盘缠。因此，各村都立有相似的村规，把乡地为村民垫粮的义务与做中抽用的权利联系起来。例如1924年东营村乡地在禀控本村某乡民拒不让其抽用时，即这样陈明本村村规：“身村轮充乡地，催办钱粮，并有一切杂差，花钱若干，均归乡地承担办理。迨至年终更换时算帐，向花户派敛：乡地之害也；村中无论何人典卖房田，归乡地成交抽用：乡地之利也。此乃村中旧规，由来久矣。”（注：获鹿档案656-2-406,1924。）
        又如，1926年，梁家庄3名村民联名控告该村乡地多收垫银。其状词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民等梁家庄立有村规：乡地一役，自有应得之利益。对于买卖田房，许伊成交使用。对于树株果品一切等物，凡有买卖性质者，许伊成交使用。惟对于官银杂派，过粮税契，一切重要之事，丝毫不让伊舞弊。如有违背村规者，有人告发，立即革除。”（注：获鹿档案656-2-852,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