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地的此一角色在村正的任免过程中最能体现出来。通常一旦村正的位置出现空缺，县衙门便会派法警至村，饬令该村乡地“另举妥人”，或召集村众，“阖乡另举［村正］”（注：获鹿档案656-1-561,1906;656-1-70,1913;656-1-377,1915;656-2-2,1921;656-2-814,1926。）。有时乡地仅仅召集村中数个有名望之士商议村正人选，而非召集全村户主进行投票（注：获鹿档案656-2-139,1921;656-1-377,1915;656-2-23,1921。）。由于村正在欲行辞职时，总需事先按县知事的批示，由该村乡地另选妥人接替，然后方准辞职，因此乡地是否合作，在村正的辞职过程中便显得举足轻重。倘乡地与村正之间素有嫌隙，前者便会在准备替代人选时一拖再拖，使后者无法获辞。1916年郑村村正提出辞职请求后，该村乡地甚至提名现任村正本人作为继任人选（注：获鹿档案656-2-139,1921;656-1-377,1915;656-2-23,1921。）。在此种情形下，村正与乡地之间关系之紧张，概可想见。获鹿档案中有这样一件案例。1921年，北降北村的乡地与村正之间，因出售村中公地一事发生争吵。乡地随即召集全村上百户人家，聚于村庙，当场罢免了现任村正，并另举继任人选。不过，获鹿知事并未认可此一举动，因为该乡地事先并未将争端报告县衙门，以待知事作出批示（注：获鹿档案656-2-139,1921;656-1-377,1915;656-2-23,1921。）。
        这些事实显示，进入20世纪后，乡地仍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基层行政人员的角色，而非将自己的职责仅仅局限于税收上面。这与既往研究所揭示的华北某些村落的权力格局形成对照。那里的旧式乡保，作为半官方职能人员，在19世纪及此前管辖多达20个村庄，无法将政府的影响力直接导入社会最底层的村庄一级，也无力承担如此众多村庄的田赋征收任务。因此，进入20世纪后，为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及税收机制，设立村政权及地方警察，用以取代旧式的控制手段，乃势在必行。那里的村正不仅取代了旧日乡保的全部行政职能，而且还负担起获鹿村正总体上所不曾承担的税收职责。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各种摊派，全部落到村正头上。相比之下，获鹿的乡地，历来存在于村或村之下的牌一级。官府的影响力，透过乡地，能直接渗透到每个村落乃至各家各户。在20世纪初村正一职出现之前，乡地业已在事实上发挥了日后村正所起的作用。这里的乡地既负责本村或本牌的行政治安，又承担了替村众垫付税款的义务。正因为如此，进入20世纪之后，获鹿县衙门依然倚靠旧式的乡地处理某些地方行政事务，而非专赖那些在县知事眼里“散漫难稽”、在不少地方形同虚设的村政权。（注：获鹿档案656-1-1105,1919-1921。）
        20世纪早期乡地在获鹿各村的继续存在，及其在行政、税收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当地村社的政治格局，以及国家与村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里，我们再将冀中南获鹿一带与华北平原其他地方做一简要的比较。现有研究显示，后者那里的村正，起初亦多由当地精英人物担任。他们在跟官府打交道时，多能代表地方利益，肯为村民讲话。但是，由于兼负征收税款的任务，当二三十年代田赋负担越来越重、各种名目的摊派捐款越来越多后，这些村正不堪重负，因而纷纷辞职，由此造成了村庄权力真空。那些乘机上台的，多为地痞村棍。他们不仅毫无服务乡众的理念，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武断乡曲，对村民敲诈勒索。村庄领导层由此发生了从“保护型”到“渔利型”的转变（注：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88,pp.159-160,181,252；另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286-291页。）。对比之下，此一过程在获鹿一带尚非如此明显。由于当地交纳各项税款的任务皆由乡地承担，村正一职显得相当轻松。尽管这里也有不少村正提出辞呈，但动机仅仅是出于好处不多，而非因有任何征税负担。总的说来，获鹿各村的村正一职，直至1928年国民党政权到来之前，大多仍掌握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乡绅、耆旧手中。他们在跟官府打交道时，多能从地方利益出发，并且显得相当活跃。全面考察获鹿地方士绅的有组织活动，已经超出本文范围。这里仅需指出一件主要事实，即当地村正的联合请愿，以及由乡绅所控制的县议事会、参事会，曾在1915年、1920年至1922年以及1927年至1928年，使地方政府加征税款的企图屡遭挫折（注：获鹿档案656-1-243,1915;656-1-1232,1920-1922;656-2-1002,1927;656-2-1118,1928。）。这就难怪当1928年国民党政权控制河北之后，为加强党国机器，立即解散了县议参事会，并以新创的所谓“乡镇自治”取代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无论如何，那种由地痞无赖控制村政权的现象，在20世纪早期的获鹿，尚非发展到有如冀东某些地方的显著地步。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乡地制的继续存在及有效运作。
        六简要的比较
        我们应该把乡地制置于全国范围，从比较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乡地制之所以长期流行于冀中南获鹿一带，主要是由于当地具备这样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一，冀中南一带村庄的社会分化程度不高，90%左右的农户皆或多或少拥有耕地，因而皆有向官府交纳田赋的义务，这为村民在交纳地粮时进行全村范围的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这一地区的亲族纽带相对牢固，村民聚族而居，从而为集体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单姓村落自不待言，即便是在多姓村庄，乡民亦能以亲族为单位，自成一牌，在牌内进行合作，或各牌之间进行合作，轮流为全村提供乡地。其三，同样重要的是，当地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土地产量较高，村民的生活较有保障，背井离乡者不多，人口流动率不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生态环境不仅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宗族集团的壮大，以及亲族纽带进一步加强，而且使得业已形成的村民合作关系及种种集体安排得以世代相沿，并使得相关的村规在村民心目中变得根深蒂固，不可侵犯。